大凡文学题材,从总体的角度来看,约略不过两类:一类明显指向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另一类则指向已逝的既往历史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感。人类的生存,虽然总是会以现实生活的方式直接呈现,但却都是从遥远的历史长河不断奔涌接续而来。因是之故,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与历史两大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擅长。

《唇典》:一部难得一见的史诗性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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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历史小说:历史真实与艺术想象

◎王春林

大凡文学题材,从总体的角度来看,约略不过两类:一类明显指向当下时代的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场感,另一类则指向已逝的既往历史生活,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感。人类的生存,虽然总是会以现实生活的方式直接呈现,但却都是从遥远的历史长河不断奔涌接续而来。因是之故,在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与历史两大类题材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擅长。

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唇典》摘取这一殊荣,颁奖礼将于今年9月举行。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刘庆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

或许与文体特性的不同有关,相比较而言,中短篇小说作家会把更多的关注视野投射向现实题材,而长篇小说作家,尽管不能说不关注现实生活,但却会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到历史题材上面。更遥远的既往岁月且不说,单只是近些年来,在长篇小说领域,便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吴亮的《朝霞》、张炜的《独药师》、吕新的《掩面》与《下弦月》、刘庆的《唇典》、何顿的《黄埔四期》、张翎的《劳燕》、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李凤群《大风》、陶纯的《浪漫沧桑》、严歌苓的《芳华》、范稳的《重庆之眼》等,均各具特色,皆可谓一时之选。

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唇典》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雅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人世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雅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唇典》口耳相传时代留下来的经典,生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相,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构。”

历史小说有两种面对历史方式

在具体展开我们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于何谓“史诗性”问题作必要的梳理与澄清。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又平看来,所谓的“史诗性”,“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最高级别的形容词,称道一部作品是史诗,也就是将这部作品置于最优秀的行列。因此‘史诗风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一种文学理想一直为作家所企慕、所向往,形成了作家的‘史诗情结’。当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象、庄重崇高的风格等特点时,便可能被誉为‘史诗性’”。

历史小说会有两种面对历史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尽管在内容上是对某段历史真实的描写和表现,但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却全部都是虚构出来的,比如像莫言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贾平凹的《老生》,王安忆的《天香》,包括我们在前面罗列出的绝大部分作品,这些长篇小说虽然关注表现着真实的历史生活,但他们笔下的那些人物和故事却是虚构出来的,属于一种拥有“天马行空”式的想象自由的小说创作;另外一种历史小说,除了要面对真实的历史史实,还要面对一群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更进一步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艺术加工、虚构和想象,二月河曾经名噪一时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康熙大帝》、唐浩明的《张之洞》《曾国藩》《杨度》,李骏虎一部表现红军东征的《共赴国难》,都是如此。这一类历史小说,与前面提到的莫言、贾平凹他们那一类历史小说,从写作方式,到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都有很大不同。毫无疑问,后一类历史小说,有着更大的写作难度。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用闻一多关于现代格律诗创作的那句“带着镣铐跳舞”来看待评价这一类型的历史小说创作。这里,能够充分考验作家艺术功力的一点是,作品意欲表现的那段历史故事与历史人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想要在充分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使自己的小说写得精彩,便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于“史诗性”问题,文学史家洪子诚的看法同样值得注意,虽然他是将二者合二为一加以谈论的。洪子诚认为:“‘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学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人性真实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

“然而,我们虽然承认‘史诗性’与‘宏大叙事’的式微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却也必须为这屡被诟病的‘史诗性’和‘宏大叙事’作出相应的强有力的辩解。在我看来,‘史诗性’与‘宏大叙事’在当下时代屡遭诟病的关键原因乃在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们与当时那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事实上,文学史上所曾经出现过的所有艺术样式之间都没有所谓的高下与先进落后之分,我们需要认真关注的只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故事内容适合于以什么样的一种艺术样式加以表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确实存在着一个为新时期文学以来屡被诟病的‘史诗性’与‘宏大叙事’正名的问题。……我们全部努力的目的仅只是要将‘史诗性’与‘宏大叙事’从一种被莫名歧视的境地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成为多元化文学样态中的一元。”

不管是哪一类历史小说,恐怕都需要充分地顾及这三个方面的要素。其一,是史实,也即历史现场的真实还原。既然号称历史小说,那首先就须得有对于基本史实的必要尊重,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在基本的史实问题上闹出诸如关公战秦琼之类的笑话来。其二,是史识,或者也可以被表述为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亦即作家对自己所表现的那个历史时段所持有的基本思想认识立场。比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就是家国叙事和道德叙事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整部《三国演义》的叙事过程中,作者那样一种“尊刘贬曹”精神价值立场的存在是极其鲜明的。虽然说在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中,作家的思想倾向也即历史观必须巧妙地潜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但无论如何,我们无法想象一部缺乏历史观的优秀历史小说究竟会是怎样一种模样。其三,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作家的艺术想象。之所以这么说,关键原因还在于,在已经拥有了以求真为根本追求的历史学科的前提之下,还要存在所谓的历史小说,就很显然意味着广大社会受众并不仅仅满足于教科书式的对历史的表达与理解,而更期待能够借助于小说的艺术方式对貌似僵硬的历史作一种审美与人性的打量与观照。对于这一点,批评家王彬彬曾经借助于对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谈论发表过很好的意见:“《曹操与杨修》问世后,好评如潮,许多论者都从人性的局限、性格的悲剧这一角度解释了该剧感动人的原因。并非是为了歌颂或批判什么人,也不是要图解某种政治理念,只是通过曹操与杨修的冲突,探讨和揭示人性的种种表现,的确是该剧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广大读者之所以在史学之外,仍然对于历史小说有强烈的阅读渴求,关键原因就在于此类小说作品可以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能提供给读者一种人性的真实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彬彬所谓“人性的真实”,正是历史小说的文学性所在,也是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的真正用武之地。

在具体展开对于刘庆《唇典》所具“史诗性”特征的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王又平和洪子诚两位都有关于“史诗性”的精辟见解,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洪子诚的观点。也因此,我们将主要依据洪子诚对“史诗性”内涵的界定来分析刘庆的《唇典》。按照洪子诚的说法,所谓“史诗性”,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

以这样三方面的标准衡量评价当下时代的历史小说,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作品,在史实的客观呈现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比如有一部把故事背景设定为晚清时期的长篇历史小说,在叙事过程中,就出现过那个时代实在无法想象的超时代话语。比如:“世民只说了一句话:‘异化,这是异化。’家里的人,村里的人,都听不懂这句话,甚至也不想去问这句话的含义,因为这句话已经离他们太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如同“异化”这样的语词,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浙江东部一个偏僻的山乡里。不管作者或者其他人怎样地以所谓的魔幻色彩为这部小说辩护,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超时代话语的突兀出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史实”的原则。如此一部长篇小说,因此也就谈不上建立在“史实”之上的“史识”与“艺术想象”了。

刘庆之所以用长达15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这部沉甸甸的厚重长篇小说,其根本写作意图,正是要通过这部作品以表现20世纪前半叶东北地区一部复杂曲折历史。正如同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已经明确指出过的,《唇典》,既可以被看作一部旨在呈现东北抗战历史真实境况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部旨在透视表现东北人在20世纪前半叶苦难命运的长篇小说。在其中,作家一种力图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以把握历史本质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说作家最后得出的结论——一部历史不过是一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折腾史——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刘庆如此一种写作努力的存在却无论如何不容轻易忽略。其次,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和规模。一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至1945年苏联红军的出兵东北为主体,叙事时间从20世纪初叶的1919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的长篇小说,其宏阔时空跨度的存在,当然不容否定。

与这部失实的小说相比较,其他那些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可以说在以上三方面都有着堪称出色的表现。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就是刘庆那部旨在透视表现东北近现代史的《唇典》。在尽可能还原历史史实的前提下,刘庆更是设定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满斗这样一个萨满形象作为切入表现对象的叙述视角,并由此而引入一种带有鲜明东北民间色彩的世界观。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郎乌春这样一个类似于《静静的顿河》中的葛利高里那样的英雄形象,抑或还是那位为《唇典》提供了人道主义精神尺度的李良萨满形象的刻画塑造,也都格外突出地体现了作家刘庆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构型能力。这些思想艺术特点的具备,就使得《唇典》成为了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史诗性长篇历史小说。

其中,实际上隐隐约约地存在着三条时有交织的结构线索。其一,是郎乌春与满斗父子的戎马生涯;其二,是以柳枝为中心人物的一种东北日常生活图景;其三,是以王良与苏念为中心人物的另一种戎马人生的书写。拥有这样彼此交织的三条结构线索后,《唇典》的庞大叙事规模自然无法小觑。第三,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作为一部叙事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的长篇小说,诸如“九一八事变”、满洲国成立、日本战败、苏联红军出军东北、土改乃至“文革”这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都进入到了作家刘庆的艺术表现视野之中。尽管未能直接指认郎乌春、王良等人物的真实历史原型,但在酝酿构思这些主要人物的过程中有着杨靖宇、赵尚志及周保中等真实抗联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有效介入,却无论如何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最后谈谈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何为英雄。倘若延续传统的道德完美化的英雄标准,则《唇典》当然与英雄形象的创造几无干系。然而,如果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来看取《唇典》,则无论是郎乌春、满斗父子,抑或是王良,事实上都可以被看作是拥有多年戎马生涯的江湖英雄。甚至,就连那位为《唇典》提供了人道主义精神尺度的李良萨满,也不妨被视为平民中的英雄。这些人物形象的英雄气概弥漫开来,就进一步构成了《唇典》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根本艺术基调。同时具备了洪子诚所界定的四方面内涵,那么,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之“史诗性”艺术特征的具备,自然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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