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our’s Theory of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Questing What
Thing Are in a Non-Modernity Way

行动者网络理论下的行动者责任分析

作者简介:李日容,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讲师;张进,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云山学者”,博士生导师。

时间:2016-07-12 22:28点击: 次来源:网络作者:编辑评论:- 小 + 大

原发信息:《兰州学刊》第20186期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卡龙和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理论。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一文中首先提出这个新概念的。文中,卡龙描述了法国电器公司在1973年提出开发新型的电动车计划,这个计划需要CGE公司来开发电池发动机和第二代蓄电池,还要求雷诺公司负责装配底盘、制造车身。另外,还包括要考虑消费者、政府部门、铅蓄电池等等社会甚至是非社会因素。这些因素都是“行动者”,彼此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的网络世界。

内容提要:拉图尔认为以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体二分及其对立为突出特征的现代性事实上从未存在过,它只不过是自诩为现代人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想法,人类真实的存在境况是处于一个杂合的和对称性的主客未分的非现代性世界之中,由此物之为物必须从此视角出发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建构论表明科学知识的最终原因既不是自然实在也不是社会实在,而是行动者网络本身之实践建构的结果。在由异质行动者所构成的动态网络之中,人与非人因素对于科学事实的生成在存在论上具有对称性的作用,人相对于非人因素而言并没有绝对支配性的中心地位,拉图尔由此打破了传统哲学基于人类主体性与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框架对于物的现代性考察,从而进入了对于物之意义的关系存在论亦即具有杂合与对称性特征的非现代性追问之中。

摘要: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某项活动的参与者――人和物都视为行动者,并用广义对称性原则赋予所有行动者平等的地位。行动者尤其是人类行动者在转译活动中不仅拥有了选择的空间和权力,同时也有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关注科学建构及其他社会活动中的责任问题对于减少科技成果的负效应,更好地实现科技的正价值及社会的良性运转有重要意义。

Latour believes that modernity,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subjective-objective dichotomy,has never
actually existed,it is merely a self-styled idea of the modern men who
claim to be the modern people.The real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is in a
hybrid and symmetrical non-modern world where the subject and object are
not separated,and only from this angle of view can we get a more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what things are.Latour’s theory of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shows that the ultimate caus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neither natural nor social reality,however,it is
the result of 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actor network itself.In
the dynamic network composed of heterogeneous actors,the human and
non-human factors ontologically play a symmetrical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scientific facts.Meanwhile,human beings have no central
position of absolute dominance over the non-human
factors.Therefore,Latour breaks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study of
what things are,which is based on the huma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object dichotomy.He quest the essence of things on the
relational ontology which is non-modern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terogeneity and symmetry.

关键词:行动者;转译;能动性;责任;广义对称性

关键词:拉图尔/物/科学实践建构论/行动者网络理论/非现代性
Latour/thing/the practical construction of science/actor-network
theory/non-Modernity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以真实的、社会中的科学,以拥有不同社会利益、社会属性的科学家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的,并以其提出的“强纲领四信条”而闻名。到了拉图尔等人这里,科学知识社会学就发生了一些转向,虽然其前期的思想深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公开信奉者,但在后期,拉图尔的科学研究已经转向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同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样同属于建构论的范畴,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科学技术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路审美文化中外互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ZDA272)阶段性成果。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技术科学”是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联结形成行动者网络而建构出来的动态过程,这其中涉及异质行动者、转译、行动者网络,以及核心主张广义对称性等。弄清楚这些关键点,我们可以对行动者网络理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关于行动者责任的问题。

物的问题是西方哲学中的根本问题,而对于“物是什么”的思考始终与对于“人是什么”的思索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传统西方哲学在对于“物是什么”的问题上始终是一种人类主义的视角,亦即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因其独特的理性与语言能力而成为“万物”的中心,物通过人而获得意义。“在被赋予了语言能力的对立性存在之中,[aents],人类是其最完美的化身,他们确立了物的世界,而后者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力,成为了一个平行的却又难以接近的世界。”①肇始于笛卡尔的近代主体性哲学,将人的本质看作是理性或意识实体,因此对于“物是什么”或“何谓知识”的问题最终都要回溯到这一基本的预设或阿基米德点上来。与此相关的是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社会与自然、价值与事实等一系列的二元区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思索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形而上学二分,为从更原始的角度上来思索人与物及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影响深远的存在学思路。这启发我们要重新思索“物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基于一系列二元区分的形而上学框架预设,在这个意义上说,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建构论将我们带入了有关物的非现代性追问之中,为我们重新思考物本身以及物与人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要点简述

一、现代与非现代世界对于物的不同考察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框架初是由卡龙和拉图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在批判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基本观点,在拉图尔以实验室为基础构造出来的科学技术场中,“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自然决定论,也不同于强纲领的社会决定论,它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网络”――异质行动者通过联结、转译等活动而构建的“行动者网络”――中探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的建构过程。

所谓非现代性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而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在拉图尔看来便是人类中心主义及与此相关的二元区分与对立的不对称性,亦即在考察何谓人或物的问题上并不是同等地看待人与非人元素的存在论作用,而是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支配与建构,由此突出人类主体在整个世界建构中的统治性地位,而对于物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地从“物”的视角出发而得到源始的揭示。“现代性通常都是以人类主义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当然,有的定义是为了应祝‘人’的诞生,有的则是为了宣告‘人’的终结。”②如果说人类主体性及与此相关的主客二元结构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主要象征的话,那么拉图尔对于物的追问就是非现代的,他像海德格尔一样深入到主体与客体及其二分如何得以可能的生成根源上来揭示物之为物,只是与前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将这一“生成根源”进行总体上的神秘化,而是诉诸具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而非模糊化的“存在”境域),通过科学的实践建构论来揭示人与物的生成演化特征,从而为揭示和克服近现代哲学的主体性观念及其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框架提供了一条不可或缺的路径,与此同时也从实践建构的存在论角度上揭示出我们人本身的有限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间的二元对立状态,对称性地对待自然和社会,把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视为平等的具有同样建构能力的要素,而科学知识就是在各方力量的生成、消退、转移、变化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1],科学技术建构过程也是通过“把物质行动和力量转换成不同的形式而运作的”[2]。这其中的不管人类、非人类要素,还是虽肉眼看不到但却实际发挥作用的关系网都具有可操作的物质性,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另外也是基于一种关系本体论,即建立在“关系物质性”[2]之上的。此外,拉图尔从完全动态的实践过程去刻画科学,重点关注进行中的科学,即科学建构的过程和轨迹,全面考察科学生产中的各方力量,而非孤立地考察只有结果的静态科学黑箱,这又体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拉图尔认为相对于现代性的二分与不对称性特征,“杂合”与对称性则是非现代性的本质。所谓“杂合”是指主体与客体的生成与存在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起源于共同的存在论基础亦即主体与客体不分的杂合世界或“中间地带”,在这个主客未分的“居间”地带中,社会与自然、价值与事实、精神与物质等多种多样的元素是杂合在一起的,由此构成了一个生成演化的异质动态之网,网络节点便是作为不同元素的行动者,在这个由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之中,并没有绝对的中心点或基点,每个在网络中的异质行动者都对称性地具有同等的存在论地位,而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及其对立事实上是“现代人”对这一杂合世界或“中间地带”进行人为分化或纯化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我们的实际处境总是居于一个杂合的非现代世界之中。“纯化”或“纯粹性”作为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只是对这种杂合化工作的一种人为提炼。③与“杂合”同时出现的是对称性,所谓对称性是指在杂合的“中间地带”中,人相对于非人的因素来说并没有绝对支配性的中心地位,所谓的中心都是相对的和不断演变的,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非人或物的因素也有可能处于中心的地位而在行动者网络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作为具有杂合和对称性特征的行动者网络便是人与物得以生成的存在论前提。

澳门太阳集团登录网址,广义对称性原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等等这些二分事物。以往,人们把研究对象要么定位于自然,要么定位于社会,相对应地产生了所谓的自然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两种观点都是把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要么把科学完全排斥在社会之外,认为科学真理由自然决定,要么把社会利益因素凌驾于科学之上。而在拉图尔看来,“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杂交物’”[3],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自然―社会的传统二分法,描绘了一张人和非人行动者共同建构和演进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和非人行动者同等重要,人并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下的那种特权,行动者可以是任何异质性的东西。这就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的不对称分析以及SSK强纲领的对称分析,形成了自己的广义对称分析[4]。这种广义对称性“从根本上反对行动者内在存在着强弱之分,只承认行动者所形成的联盟的强弱”[5],因此,任何现代性霸权思想、知识的等级观念在这里毫无意义。

拉图尔认为康德哲学以及其后的康德主义是现代性的规范表述,这种“表述”将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或者人与物绝然区分开来,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无非就是确立这一“伟大的分界”。由此,物之为物或者物本身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理解,与此相对,主体也因为其超验性的特征而远离了“世界”因而无法被我们所把捉(康德认为先验主体因为超越了我们经验的界限,从而超出了知识的范围,因而无法被我们所认识)。因此,不仅是对于人或物本身的理解都陷入了死胡同之中,而知识只是居于这两者中间的一种现象。作为现象的知识尽管是先验主体与自在之物相互作用的“杂合”结果,但这种“杂合”仍然是以主客二分与对立作为其存在论之前提的,由此这种“杂合”便“仅仅被视为两种纯粹形式按照一定比例而构成的混合物”④。换言之,这种“杂合”是预先将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然后再通过“传义者”“重新确立起自在之物与超验自我之间的过渡”。⑤而真正的杂合并不基于预设的分离作为前提,由此也就无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传义者层级,而是行动者的共同目标及其内在的转义(translation)机制使得行动者不断被编织进来或被离散出去。其次,康德式的“杂合”之所以得以可能还在于其首先取决于主体的先天的知识结构或认识形式,它是物的世界能够到达人之世界的先决条件,由此使得肇始于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在康德这里取得了更为精致的形式,并深刻地影响着其后的哲学。“时至今日,这种康德式的表述仍然随处可见,人类的心灵被赋予某种能力,使得它们能够武断地将形式赋予那些无形但真实的物质身上。”⑥拉图尔认为,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中,主体作为诸多客体围绕其旋转的“太阳王”,事实上也并不是脱离世界的纯粹孤立的存在,而是被诸如“社会、知识、精神结构、文化范畴、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等各种人与非人的“元素”对称性地建构起来的。⑦同样地,对于物是什么的问题也不能仅仅地从人类主义的视角出发来予以考察,无论是对于何谓人或物我们都应该回溯到其共同的存在论基础亦即非现代的杂合世界中才能得到符合实情的说明。与传统哲学基于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框架对于物的人类主义或现代性的考察不同,拉图尔对于物的非现代性追问其所依赖的存在论前提则是一种人与非人元素相对称的混合本体论或关系存在论,由此彰显出物之为物的缠绕性而非进步性、时间多重性而非单向线性的存在论特征,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对于物之为物以及人与物之关系的看法。

转译、联结下的行动者网络

拉图尔对非现代性概念的提出意在揭示现代性乃是自诩为现代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是对我们真实的非现代的存在状况的一种理论抽象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拉图尔认为现代世界并没有“革命性”地区别于前现代世界,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旧的前现代世界和一个崭新的现代世界之区分,我们的历史是延续的而非是断裂的,所谓现代性世界的发展成果在存在论上也是基于非现代性的杂合世界之中。“我们从未真正超越过古老的人类学的基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其他的方式去超越它。”⑧因此,当我们说拉图尔是反现代的哲学家时并不是适切的表达,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世界从未存在过,因而也就不存在反现代的问题,而拉图尔认为那些所谓反现代的思想家或哲学家们事实上也只不过是同样地接受了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与概念框架。“反现代式的回应虽然强烈地反对现代制度所带来的后果,但最终却又完全接受了它。”⑨与此相关,拉图尔认为所谓的后现代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既然现代性的世界从没存在过,那么以超越现代性世界为己任的后现代也就站不住脚了。“我们甚至都未曾开始进入现代的旅程。因此,后现代思想家们似乎有点可笑之至,他们声称超越了一个从未开始过的时代。”⑩

拉图尔曾这样阐述过“转译”的本质,“如果一个信息被传播了,那就意味着它被转译了。”“我用转译表示的意思是,它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5],也就是在理解各个行动者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转译,通过成功的转译,不同的行动者被联结起来,原来处于各自网络中的行动者组合成新的网络,相互协作以达成新网络所要求的共识和目标。

转译使行动者运转起来,开始互动、联结、变化,我们就可以跟随行动者来展开网络、构建网络,还可以看见科学被建构的脉络。而联结则是行动者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重要策略,之前已经提过,行动者本身并无强弱之分,有强弱的只是行动者所结成的联盟,有着同样目标的两组行动者网络可能因为联结对象的实力和数量的不同而有强弱之分,所以成功的转译加上强大而更能发挥效用的联结才能形成一个成功的行动者网络。

二、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责任

关于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

在分析行动者承载的责任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关于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以便更好地说明行动者责任。拉图尔强调行动者网络中的人和非人行动者是完全对称的,具有同等的建构作用,人作为行动者是有能动性的,那么这种能动性如何对称地分布到非人行动者身上呢?人类具有能动性容易理解,那作为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该如何理解呢?针对这一问题,众多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种认为拉图尔提出的agent有“代理人”之意,用于说明非人行动者是如何表达自身意愿的,并认为代理人代表人和代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这两种场合都替不能说话的人和物说话[3]。比如巴斯德作为微生物和炭疽疫苗的代言人,用微生物向世人做出了炭疽病的解释,又用疫苗成功演示了对炭疽病的抵抗,从而达到他的目的;而对于人的代理,在一个行动者网络中不可能所有的人类行动者都面向大众来游说、演讲,总会有相当部分行动者在幕后专心研究,此时,就需要派出代理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发言。

另一种则认为,拉图尔这里讲的能动性并不代表行动者主动进行某种活动,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主动性”,行动者是在他物的驱使下被动行动的,这里是将支配行动者行动的能力视为能动性[6]。比如一部电话,它在响之前没有多大意义,但当它响起来时,不管人们选择接听还是不接听,都是电话对相关人产生的影响,此时,它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能动性的表现。

当然,拉图尔强调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科学活动中在“起作用”的非人行动者,同时也没有忽略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只是要实现“人的去中心化”[6],实现真正的对称性。他认为不管在哪种状态下,非人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都是交互作用、互生共现的。

行动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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