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太阳集团登录网址,官僚资本这一概念在近代史上已存之有年,但其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皆大有可以商榷之处。官僚资本究竟是官僚占用的资本,官僚运用的资本,抑或是官僚控制的资本?很明显,单凭其归属无以确定其内涵。界定官僚资本的标准应是其生存方式。官僚资本的生存方式有二:其一是其积累的方式,或者毋宁说是其兼并的方式;其二是其获取利润的方式。此二者皆与自由资本有别,自由资本的积累和利润都是在竞争中实现的。而官僚资本的积累和利润都是在垄断中实现的。操纵二者的都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手与手有别,操纵自由资本的是价值规律,而操纵官僚资本的是被滥用了的公权力。二者的物化环境也不同。自由资本的积累和利润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的,它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一致,而官僚资本的积累和利润是在市场经济之外实现的,它本身是公权力的异化,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窒息。在中国近代史上,此种例子比比皆是。轮船招商局“不准另树一帜”不能阻挡英国和美国的轮船公司进入中国航运,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也不能阻止外国在华设厂,其结果都是付出了牺牲中国的民族航运业和纺织业发展的巨大代价。此后几十年里,中国的航运业几乎完全被英国轮船公司所垄断,而中国在1882年后的十年中,除湖北纺织官局外,没能再出现一家民族资本的棉纺织企业。

蒋介石明白,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中央银行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政府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中国,银两的成色、重量、大小五花八门,交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中国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中国通行起来。中国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麻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干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政府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革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中国的银行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银行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中央银行的代表,席德懋是“上海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树立中央银行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国家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交两行,若不断然矫正,革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交两行断送。”矛头直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资之款。随后强行“改制”中国银行,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入了董事会。同时强行加入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H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H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H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交通银行,到了4月,交通银行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交通银行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日的张嘉H的“倒行逆施”,日本方面极为不满。在日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北京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四月六日】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由中国银行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赤字,每年赤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强蒋介石政权而策划的……归根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的统一,从而使南京政府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日友好的空气正在日益高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交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中国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后来加进来的中国农民银行;二局是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H被迫辞职,和中国银行脱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中国银行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中国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日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入内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交银行的蒋介石,再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并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银行的董事兼“私人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腰,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胸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中国通商银行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中央银行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中央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被釜底抽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银行资产清册,奉交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党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政府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银行,还剩下一个农民银行,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中国农民银行是由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银行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中国银行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银行配合办理,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根据斯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银行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入。全国禁烟局每年收入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交到政府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银行的业务性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革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银行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政府进一步操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日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中国银行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私人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身边的人”。中央银行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中央银行股票从来没有向“私人”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中央银行体系掌握着保险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中央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中央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掌握的中国银行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乱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官僚资本的发展较晚清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党政府实行官僚资本主义政策是从金融垄断着手的。1928年11月,国民党政府设立中央银行,资本2000万元,由政府以公债形式一次拨足,1934年增资至1亿元。由宋子文、孔祥熙先后任中央银行总裁。

国民党政府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攫夺也早在进行。早在1927年,它就加入中国银行官股500万元,加入交通银行官股200万元。1935年,它“修改中行条例,复加官股1500万元,即以1935年金融公债拨给”,使官股比例由20%上升至50%,宋子文当上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对于交通银行“修改条例,并拨付金融公债千万元,增资改组,官股占五分之三,商股占五分之二”。于是,国民党政府就用它自己印发的金融公债把中、交两行变成了完全听命于它的国家银行。正如蒋介石所说:“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统制金融之实施”。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将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实收资本由250万元增至750万元。

中、中、交、农四银行加上1930年3月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和1935年11月由中央银行拨款1000万元设立的中央信托局,通常被称为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四行二局”。

国民党政府还向私营银行渗透。1929年11月中国国货银行成立,资本2000万元,实收500万元。这是一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占五分之二,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任总经理。政府以不过半数的股份控制了这家银行。1931年以加入官股的方式控制了新华信托银行。1936年对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同年收买改组停业的广东银行,由宋子文任董事长。1937年对中国通商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由同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又对中国实业银行加入官股变成官商合办。在以上这些银行中,官股的股本占总资本的61.9%。

在抗日战争前,官僚资本在产业部门已初见端倪。其表现是控制交通、能源,兴建一批影响全国经济的重化工业企业,同时以国家银行贷款方式,向私营轻工业企业渗透,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被收为国营。国民党政府还办了几家航空公司。至于铁路、公路、通讯等事业,国民党政府除了接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已建造的部分外,还予以扩建。据统计,战前国有的交通运输业资产总值已达163879万元。国民党政府垄断了铁路、公路、航空和通讯事业。

资源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在战前所从事的工矿各业活动,也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前资委会就享有钨、锑、锡的出口垄断特权。资委会等政府机构所创办的企业,主要是煤、石油、电力等能源企业和钢铁、大型机械和化工等基础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925年底,全国工业资本为0844098元,其中官营工厂资本不过30197729元,仅占资本总额12%强。1941年国民党统治区“工业资本的总额共达16亿元,官营事业部分约占8亿元,居资本总额50%,内中资源委员会所属事业部分占6亿元,其余各省官营事业占2亿元”,这还不包括军需工业在内。

官僚资本积累的来源,一部分依靠财政拨款,更大部分依靠银行投资和放款。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币迅速贬值,低利放款就等于补贴。所以,资委会所属各事业,除创建经费是由政府拨款外,所需营运资金,历年都由国家行局贷助。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信托、邮汇二局的投资和放款的目的,主要在于扶植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例如,1943年四大银行放给钢铁业贷款
5亿元,但资源委员会就分去了27000万元,孔祥熙的中国兴业公司独得18000万元,剩下归民办厂的只有5000万元。这就足以说明,国家银行的贷款,90%以上是用于发展官僚资本。

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所占领的地区,独吞敌伪产业。

首先是由资源委员会接管重要的工厂,分别组织托拉斯式的经营。电力方面,以冀北电力公司垄断天津、唐山、张家口的电力,并接收青岛、鄂南、广州、海南等七个电厂。煤炭方面,接收了井陉、淄博、大同等煤矿。以中国石油公司垄断东北、台湾、上海石油工业。接收天津、唐山、青岛、石景山钢铁厂、大冶钢铁厂和汉冶萍公司。以华中矿务局接管苏浙皖铁、铜矿。设立中央机器公司接收上海、天津机械工业。以中央电力器材厂接管电工事业。此外还设立了天津化学工业公司、华北水泥公司、天津造纸公司、天津耀华玻璃公司。在台湾接管台湾电力公司、糖业公司、机械造船公司、纸业公司、制碱公司、肥料公司、水泥公司、金铜厂、铝厂、炼油厂。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1941年只有78个,1945年就达到128个,1947年达到291个。

除了由资源委员会垄断主要工业外,国民党政府还掌握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公司、中国蚕业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华水产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重要的垄断性企业。

官僚资本主义除了采取“国营方式”垄断重要行业外,还大大扩张他们的“民营”企业,如宋子文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孚中公司,孔祥熙的华福公司、扬子公司,还有CC的齐鲁公司等。这些工业需要投入的大量流动资金,主要依靠预算拨款或银行贷款解决。例如中国石油公司资本一次增资50亿元。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46年底借款达30亿元。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拥有200
万纱绽,成立之初,与中央银行订立了200亿元的透支合约。CC经营的齐鲁公司向四联总处借款360亿元,付价款200亿元,还剩160亿元。这就是说,它的流动资金,绝大部分是依靠国家资金筹措的。四行二局一库是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神经中枢。孔、宋分别据有中央、中国银行,二陈据有交通、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央合作金库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国民党政府就是通过这些银行来投资企业,发展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些银行都享有进行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特权。中央银行直接享有发行纸币和保管政府机关存款的特权,其他三行二局由于有权以“特别通融的方式,向中央银行挪用头寸”和吸收政府机关的存款,也间接享有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特权。因此,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地进行信用膨胀,以发展官僚资本主义。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央银行通货发行37261亿元,四行二局放款79600亿元,这是榨取民脂民膏的两条吸血管。

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是腐朽的,没有生命力的,它必须依靠财政投资、银行放款的补贴才能生存,不可能为财政提供利润收入。因此,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扩大财政收支赤字,助长通货膨胀的恶果。在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助长通货膨胀、信用膨胀的作用。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以后,官僚资本主义疯狂地进行扩张活动,为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信用膨胀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例如CC派为了大量抢购金钞,既不愿自己拿现款购买
(因为拿自己的钞票购金钞,仅能保值而已,不能赚取巨额利润
),就设法向中央银行借款。他们促使宋子文发放巨额贷款,美其名曰“生产贷款”,用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实际上就是为了抢购黄金美钞。有的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交换,即直接到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在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就发现有本行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仅在阴历年关几天内,四联总处就放出650亿元的“生产贷款”,这无异自决堤防,当然要遭灭顶之祸。

官僚资本工商企业,亦官亦商,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殊权力,在日战争时期,实行经济统制,得到大规模全面的发展,在通货膨胀的狂澜中混水摸鱼,大搞各种投机活动,利用政府垄断,囤积大量商品,哄抬物价。他们成立了许多“专卖公司”,以国营为名,暗地化公为私,营私肥己。这些专卖公司包括粮食、棉花、纱布、燃料、香烟、火柴、食糖、食盐及各种工业器材数十种,以“官价”收购各种产品,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强制收购,但各种专卖公司出售产品时却并无“限价”,而且比非专卖品的价格上涨更快,起着带头提高物价的作用。这些专卖公司转手之间获利数倍。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所属的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厂矿企业在抗战时期有很大发展,胜利后又接收了许多敌伪经营的煤矿、钢铁、电机、水泥、稀有金属等重工业,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大本营,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形成垄断地位。此外,国民党政府在此期间还成立了复兴公司、中纺公司、中茶公司等,也大量攫取垄断利润。这些官僚资本的公司厂矿利用“四行二局”的优惠贷款,以日益膨胀的法币换取国内主要出口物资,如钨、锑、锡、桐油、茶叶等,剥削生产者,然后输出国外换取外汇。这些都成为它们的专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1939年3月靠英国贷款成立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1941年4月又由美、英借款,成立11000万美元的中英美平准基金,官僚资产阶级便利用统治外汇和在黑市无限制出售外汇之机,抢购外汇,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财富变成美元、英镑转移到纽约、伦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完全依赖美国,获得大量贷款,1942年2月一次即达5亿美元,法币外汇汇率的挂牌亦随之以美元为准,官僚资本企业便长时期以20元法币合1美元的低价,获取官价外汇。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重新开放外汇市场,并改定外汇汇率为法币2020元合1美元,这一汇率远远低于当时的物价,于是官僚资本集团便又趁机抢购廉价外汇,据国民党内部相互揭露的数字,单是宋家的孚中公司和孔家的扬子公司就在开放外汇市场的短短一年间,分别从中央银行“申请”到外汇153万美元和180万美元。
黄金,这一通货膨胀过程中,带头领导物价上涨的金融商品,更是官僚资产阶级攫取与投机的对象。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黄金政策”为掩盖,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于是“黄金案”也就层出不穷。官僚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进行外汇、黄金投机,往往几小时之内就攫取了巨额投机利润。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资产阶级通过亦官亦商、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等方式搜刮的财富,据估计,包括它们在国内的财产及国外的存款和产业,总数不下黄金5亿两。
中国官僚资产阶级,以帝国主义为靠山。阎锡山在日本银行存款,陈济棠在香港银行存款,四川等地军阀在法国银行存款,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则在美国分行存款。他们在决定执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后,又惟恐其在国内存款要承担通货膨胀的损失。因此,抗日战争初期,法币贬值的原因,即是中国资金的逃避。上海《大美周刊》1939年8月6日香港电称:“上周平准会停止援助法币以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某外籍经纪人,嘱购入美金四万镑之巨额外汇。”所谓某部长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
国民党政府的积极支持者魏特迈,在致杜鲁门的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1947年7月30日中国“私人持有的外汇资产至少有6亿,甚至可能达到15亿美元”,承认“资金逃避”的严重性。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远东观察》1948年4月指出,“中国官僚之腐化及施政不良,则所在多有”,“在外国银行存款的主要业主就是政府官员。”美国国务院某官员说:“中国人民在美存款20亿美元。”美国自由双周刊载,其中“宋子文在美国、瑞士银行存款1亿美元”。因此,在法币、金贺券贬值过程中,对外贬值快于对内贬值,是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对旧中国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国民党政府依赖美帝国主义的结果;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长期奖金逃避的结果。
列宁说:“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我们回顾历史的教训,就是为了警惕官僚本在现实社会的重演。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实行政企分开,军企分开,使官僚资本主义未牟在我国形成主导经济,但各种苗头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目前,带有官僚资本色彩的企业仍然是比比皆是。诸多国企,官僚办厂,其挥霍浪费、化公为私实不亚于盛宣怀的汉阳铁厂,而其亏损连年,实较汉阳铁厂有过之而无不及,全靠国家财政支撑此一无底洞,非将国民经济拖垮而后止。诸多明分暗不分的政企、军企,利用特权办厂,或买卖批文,或走私套汇,发展经济不足,扰乱经济有余。诸多带有垄断性的企业,如电力部门,人称电衙门、电老虎、电老大,卡、要、吃、拿,专以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能事,无人敢管,无人能管,其他如邮政、电讯,犹其小焉者。
对于这些官僚资本,不加节制就是养虎贻患,必将干扰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破坏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竞争,取消自由竞争就窒息了市场经济,这在历史上也有惨痛教训。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国家只许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商人畏官如虎,纷纷裹足。及至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允许外商在华设厂,清廷才火烧眉毛,焦急无主,急令各省督抚鼓励华商设厂,以挽利权,然而,其时晚矣。华商既无资金,又无经验,只能眼看着各国商人纷纷在华抢滩。中国近代商战失败,这不能说不是一重大原因。

目前,中国已入WTO,外商纷至沓来,然而,中国尚有几年缓冲时间,亟应乘此良机,把广大经济领域先向民营开放,俾华商能从容筹措资金,积累经验,站稳脚跟,沉着应战,不然,同时向外商华商开放,则不异以数千未练之兵挡百万虎狼之师,恐将重蹈商战失败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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