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质升量增的态势。全年论文为415篇(本文所统计论文采用1999年发行的中央和地方各报刊和各大专院校的学报),较1998年猛增42.61%(据拙著《199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8年第3期,199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为291篇)。低水平重复和文章“克隆”现象均有所减少,而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其主要特点如下:

十多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表现出以下特点: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理论的探讨继续深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蔚为时尚;现代化的研究成为热点。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进一步研究需要做到“三个加强”: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加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加强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结合。

一、早期现代化成为热点

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以来,历代史书和志书关于经济史的记载遂形成延绵不绝的传统。建国以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上的指导地位,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其史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然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却多有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偏重于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生产力研究开始受到重视,90年代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以往较少关注的流通和消费等领域,逐渐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所有环节。其中,商品流通与市场机制的研究、传统经济与现代化的研究、国家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成为新的重点。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早期现代化日益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尽管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名称尚未完全统一,如还有“近代化”、“工业化”等提法,但看来大部分经济史学者是首肯“早期现代化”的。然而,对这一定义的内涵却众说纷纭。

在经济史研究深化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了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因素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如阶级和等级制度、宗族和宗法制度、国家政权干预、家庭人口和移民等。这样,扩大了经济史的内涵,使经济史研究更具社会经济史的意义。与此同时,学者们的视野扩大,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化。社会学、人类学、法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使经济史研究的内涵和深度都有较大扩展。在最基本的实证方法的基础上,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计量方法的运用,使人们对近代经济史中许多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近年来,随着新制度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开始成为经济史的前沿理论。新时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陈向阳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把晚近百十年历史称为“近代史”,那么,晚近中国出现的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就应通称为“近代化”,而非“现代化”。“近代化”并非晚近这一历史过程恰当的概念表述。其一,“近代”一词原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传统“现代”概念的对立面出现的。以这样的概念指代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状态和过程,不仅过于偏狭、陈旧,其本质概括和抽象程度也不高;其二,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虽初始于晚近时期,却一直持续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近代化”概念显然无法反映和整合这一动态连续过程和逻辑一体的本质。在目前情势下,对晚近以来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佳概括和概念表述莫过于“现代化”
(现代化研究与晚近中国社会再认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一、与社会史的融合成为主流

也有的学者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和“西方化”。韩克庆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现代性被奉为现代化的‘神明’,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化’和对本土传统的否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恰恰是欧洲为代表的社会产生了‘现代性’这种东西,而不是东方或本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1992年,吴承明发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指出,经济史是研究社会经济的,自应使用社会学方法。[1]2001年,吴老又发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我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2]吴老的宏论不但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警醒,而且引起了社会史学者的重视。2003年,行龙发表《经济史与社会史》一文,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也是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文章还指出,西方经济史的发展经过了一个从单纯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领域内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不仅使经济史本身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而且它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不断地推动着其他史学领域的发展。[3]行龙的文章正确地总结了社会史与经济史融合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为多年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所证实。

吴承明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二者都不正确。首先,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不妥当,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经济成分,把传统看成是完全消极的,不对,传统中也有促进现代化的因素;其次,资本主义化是可以避免的,而市场经济阶段则是不能超越的,因此,“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乡村的社会结构、市镇、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田赋和徭役的演变和发展。该书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抓住了近代华北农村巨大社会经济变革这一主线。

对于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也有不同看法。姜良芹认为,“洋务内阁”促成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理衙门作为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启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外交、教育、军事、政体等方面的现代化以积极的促进(《总理衙门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其后,国内学者研究近代华北农村的着作有苑书义等的《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和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等。苑书在时间断限上,着重于晚清和民国初年;在地域范围上,主要为冀、晋和内蒙古地区,弥补了以往对华北“小区”类型研究的不足。其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说明了近代华北发展变革的艰难曲折。乔书则从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以社会构成、社会运行、社会功能为主干,全面勾勒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总结了华北地区近代化的被动性、迟滞性、不平衡性和复合性的历史特征,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颜炳罡则认为,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更何况,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运行模式实质上是将企业变为封建体系的附庸,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戊戌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新世纪以来较为重要的近代社会经济史的专着有马俊亚的《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该书以近代江南地区的传统经济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它们在近代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现代因素的融合。透过这一视角,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到这些地区的近代社会经济状况。

陈向阳对早期现代化的时空做了较为明晰的勾勒。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为现代化酝酿期;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为现代化初步启动期,也是以工业化为主的片面现代化阶段;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中到1911年,为现代化全面启动期。现代化从技术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从局部领域扩展到几乎所有领域;第四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高层次全面现代化推进阶段,初塑了现代社会的雏形。

从新世纪初起,融合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论文层出不穷。刘建生、燕红忠的《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晋商的衰落——官商结合的经济学分析》,[4]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晋商衰落这一社会现象,指出,官商结合为晋商长期兴盛提供了契机,官商结合所能取得的实际绩效决定了晋商早期发展商业的路径选择及其长期兴盛。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产权结构的变化,通过官商结合发展商业的实际经济绩效的逐渐递减和交易成本的增加,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实和潜在风险的增加则最终导致其走向了衰落。

二、跨学科研究蔚为时尚

将经济学的触角伸向整个社会以扩大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经济史与社会史融合的一种表现,而另一种表现则是使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史的视角集中在经济事物上。小田的《区域特质·社区特色·历史轨迹——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即是后一种典型。[5]该文从区域特质和社区特色来探讨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其所指的区域特质就是苏州社会在经济构成、区域格局、社会结构、人文景观、文化环境、心理因素等方面明显的乡土特质,也即是苏州的独特性即惟一性。作者指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纵向过程,而历史规定性就隐含其中。从历史规定性出发去寻求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一条必须遵循的学理途径。

1998年,吴承明先生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有的学者补充,主张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时应该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计量学、生态学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我们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抑或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理论上讲是全方位的,然而从实践上讲,却可能只是从一个角度、一个方面进行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可能思路更为清晰,脉络更为鲜明。罗能生的《湖湘文化与当代湖南经济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6]罗文指出:近几十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不太理想的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在制约湖南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或者说,湖南经济的发展与湖湘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湖湘文化缺乏健全的经济文化内涵,没有一种激励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因,缺少一种滋生出现代经济伦理精神的基因。传统湖湘文化中利益价值观的缺失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距离。

严立贤的《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是一篇运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关系的力作。该文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如果不是一种出口导向或者说以国外市场为引导力,而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国内消费需求为引导力的话,它应当是以国内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条件的。中国近代的农业生产是衰退的,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是建立在剥夺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由于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近代工业化难以发展,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砧上肉。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能不进行,但又难以实现,不能不剥夺农村,但农村又过于脆弱,难以为近代工业化提供基础条件,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两难困境。

同样,对于作为社会经济史研究主体的经济,我们研究的也可能只是一个侧面。而从这个侧面可以折射整个社会,李金铮的《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与农村社会之关系》,[7]正是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经济的一个侧面——现代农业金融,揭示了现代农业金融对农村社会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该文指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不足既有经济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不综合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就不可能得到顺利发展。

刘佛丁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的工业化
(《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认为,古典经济学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制度研究作为系统外的非经济因素加以排斥,与历史实际运动不符,而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近代经济制度需求的不足,固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其内部广生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外部而言,闭关政策不只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对近代经济制度需求不足的外部原因,同时也是造成其制度供给不足的外部原因。近年来有些社会经济史著作阐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并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将这些法规统统归入“反动政策”的错误观念。但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简单罗列排比历史资料的方法,因此其认识和分析难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

笔者认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结合,不是经济史加社会史,而是有机的结合,也许将其称为融合更为确切。就其研究方法来讲,可以分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和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二者都可以称为社会经济史。当然,二者也可以融会贯通,兼而有之。

1999年,政治学对近代经济史领域的“入侵”最为引人注目。马宝成引用亨廷顿“强政府”的观点,指出,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
(《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胡永佳则从改革背景及时机选择、改革重点与方式选择、改革措施与策略选择、改革成本与利益选择四个方面探讨清末新政的历史经验,从中抽象出关于改革战略与政策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
(《清末新政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从现代化的基点和改革战略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政治学对近代经济史领域的“入侵”为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理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近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国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内史学者包括经济史学者痛感有建立本国史学理论的必要。1995年,吴承明发表了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指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吴老的观点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史学理论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被包括在史学理论之内,但它并不能涵盖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经济史的研究形成的伟大理论,但它对经济史研究来说是“流”而不是“源”。吴承明先生精辟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又和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

刘增合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韦伯在论及新教伦理时特别推重“德”、“勤”两大要目,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规范。如以义为利、仁心为质,薄利多销、精思创物,灵活应变,顾客至上等等。对这一伦理规范的实践价值的评估似乎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商贾凭此拓殖自己的事业并尽快积累起雄厚的财富,这更加促成了他们实践这些伦理规范的自觉性,并有可能发展和充实它的内涵结构;二是凭此赢得的产业振兴也以巨大的典范效应辐射到其他的社会阶层,进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念,以推动全社会各阶层实践这种伦理规范。这两点评价正好体现了商人阶层在经济伦理演化发展中的独有价值
(《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兼而有之的争论。高德步坚持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有根本的区别。[8]赵凌云也提出: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历史的经济学。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9]李伯重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指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最后,李伯重指出: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惟一的方法。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10]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吴承明强调:“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都各搞各的。同一问题也可有不同结论。这才是‘百花齐放’。但是,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可以交流,交流的好处是开阔眼界,促进了解。交流并不妨碍各搞各的。了解了别人,仍然要按照自以为是的去做,不妨碍个人创造性”。[11]应该说,这是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之争的最好总结。

宋美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反应: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商会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反应方式,即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过渡形式。就团体来讲,两种反映时有变迁;就个体来讲,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反应。一般地说,因应反应方式对问题解决的取向较强,它的理性化与弹性化的程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只有采取因应性的适应方式,才能挣脱百多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上加诸中国资产阶级的羁绊,在心灵上获得足够的自由分析与裁量的空间,才能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才能“逼真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而依据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从事本土化之文化的“生根创造”活动,使它能较好地适应商战时代的要求
(《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和行为(1903–1927)》,《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跟风热”。一些近代经济史学者把某些理论模式奉为圭臬,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计量学的应用在本年又有新的进展。刘巍、徐颖对近代中国(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其主要内容包括: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理论抽象;建立了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用Beta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
(《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赵新安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即1927–1936年的宏观税负并不是很高
(《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吴承明历来主张对西方理论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他指出,作为方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的场合。如老的古典经济学,对15世纪以前的情况是适用的,但16世纪以后就不适用了。新古典的理论在现代化时期有些是适用的,但争论比较多。20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其计算方法普遍适用,其他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些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他还指出,有些理论经济史研究是不能用的,如模式论、目的论、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与实证主义不能相容。如果脑子里先有了这个,就不能研究历史了。[12]

王建革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象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

近几年,“跟风热”逐渐消退。大多数近代经济史学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独立思考、批判吸收的态度。如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中曾流行一种“冲击与反应”范式,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忽视内因的错误理论。前几年,这种理论在国内也颇为流行,而近几年,此种理论虽仍未绝迹,却已百不一睹了。

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低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高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另外,棉花种植的推广也不一定代表一种“过密化”。棉花是经济作物,应从经济角度分析,1934年的统计表明,河北每亩棉花的价值是8.09元,是每亩小麦价值3.55元的2.28倍,是粟的2.43倍,而棉花的人工投入分别是小麦和粟的2.26倍和2.18倍
(《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另一模式,即“内卷化”或“过密化”,在近几年屡受质疑,林刚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该文认为,中国传统农业至少从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的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宗智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但林文指出,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没有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国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林文认为,我们对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规律和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乃至价值体系当成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黄宗智的问题,并非是未能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行为准则特点,而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惟一材料。[13]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解决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把研究引向深入。如对于各种家畜生产土粪的数量,经济史界向有争议。罗伦曾就此问题对黄宗智的论点提出质疑,黄宗智的结论是从部分资料和对沙井村的访问中得出,而根据单纯的表面上的访问很难说明问题。实际上,分析牲畜的产肥量,重要的在于分析其每年所产肥料中N.P.K含量,特别是N含量。农业科学分析表明,每头大牲畜如马、骡一年所生产的肥料量折合N31.0斤,是猪的3倍还多;牛的折N量为24.3斤,也远高于猪
(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068页,转引自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一个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至此轻易地解决,由此说明,经济史研究仰仗其他学科之处尚多,其他学科对经济史的“入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蔚为时尚

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有些研究实证分析不足,带有模式化的倾向。吴承明指出,实证主义是永远不能推翻的。历史不能套用模式,模式是历史过程终结才能概括出来的
(《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虞和平也指出,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盖全。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
(《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总之,理论分析必须结合实证研究,移植过来的理论方法若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也不能在近代经济史学园地生根。

1998年,吴承明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既而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时应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与此同时,许多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三、与现实相结合形成倾向

刘佛丁、王玉茹合着的《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居于前沿地位的制度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创新之作。该书作者运用统计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阐明了中国近代市场发育的特点,对研究和分析我国现实的市场经济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自1981年胡绳提出:“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研究”以来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得到了近代经济史学界的响应。今年,这一倾向又有所加强。

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八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以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为研究对象,并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展开比较研究。作者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展开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定比较了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产生的具体背景、过程、内在联系以及特点和发展前景,指出,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旧社会制度的制约,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强制的特征。目前的私营经济与过去不同。在政治上雇主与工人是平等的,国家依法保护企业主和工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大部分工人不是破产的农民,而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农民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企业的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缴纳税收,余下的部分实行按资按劳再分配。调节高额收入的税收制度正在建立。企业利润的增加不仅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且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和创造显得越来越重要。私营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从开始为了谋生、赚钱,发展到追求事业发展,一些人还逐渐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自强的信念
(《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改革》,1999年第3期)。

关于新方法的运用还体现在新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上。应莉雅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视角,对天津商会网络化的组织进行了考察,同时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方法分析这一网络对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该文把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分为内部的组织网络和外部的组织网络,以区别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垂直的和附属的商会网络,说明了正是由于天津商会具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化组织系统,使其能够发挥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14]王红曼则力图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作简要的分析,集中描述了西南区域金融网络的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等。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家四行二局为核心,以省市县银行为卫星,以简易储蓄所、邮汇局网点为最基层的战时金融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对活跃区域内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以及推动和制约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挥着特有的功能。[15]

胡赤弟、孙善根认为,当前的经济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道德滑坡现象。而在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宁波帮企业家十分重视商业道德,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出现了许多具有传统美德的现代企业家。认真总结宁波帮企业家有关商业道德的认识及其实践,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商业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论宁波帮企业家的商业道德观》,《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强调近代南北方差异的同时,对近代铁路交通系统出现以前华北传统商路、市场网络的效率和作用以及华北内地的消费能力评价很低,认为华北地区的旧水陆商路系统效率低、速度慢,完全限制了一般商品的长距离贩运,而远程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间缺乏广泛持久的内在联系,只服务于城市特殊阶层的需要,并非以一般大众需要为基础,故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虽然近年也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华北商品流通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了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并对“卓有成效”的传统市场网络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积极推测,但同前者一样都缺少对传统市场网络的效率分析及对腹地购买力的论证。张思则通过实证方法证明,近代交通体系出现以前的华北地区既不是想像中的那样“交通阻绝”,也不能用“南船北马”、“低效慢速”之见笼而统之。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到来之前,华北的许多地区有着比较便利的水陆交通,有着免于厘金重课的“优越”条件,有着稠密的人口和显着发展的商品经济所提供的巨大购买力,更有着长期以来发育成熟的市场网络。该文并指出,在19世纪,在空间上以天津、烟台为主干,贯通整个华北腹地的传统市场网络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并没有像木乃伊见到空气那样分崩瓦解,倒是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在这一时期,处于这一网络顶端的批发商、行栈商、运销商们从容地与国际体制接轨,在对外贸易中迅速累积了财富,商业资本的实力得到扩张。同时,处于这一网络末梢的内地城乡集市、零售店铺以及广大的生产和消费者大众也被链接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他们开始认识、了解并融入了外部世界。这一历史性的链接为通商口岸城市及华北内地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16]

苏全有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变革史。在80年后的今天,重温、反思这一段历史,自有其重要意义。他并总结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教训:教训之一是变革必须循序渐进,深入细致,不能奢望一蹴而就;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变革应与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教育水平相适应;教训之三是领导变革的权力中枢必须健全,能击灭反变革势力而推行全方位的革新。该文最后指出,社会变革首先是人的改变,长远地看,人的素质提高是社会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及教训》,《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

经济计量学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又有新的发展。张东刚的《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使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计算重组,在修订和重组的基础上估算出了一系列的长期变动数列和一些横断面统计数据。依据这些数据,作者对旧中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行为、消费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新见解。刘巍接连发表三篇文章,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其《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一文认为,货币供给适度地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即导致物价水平适度上升的事后实际货币量,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物价水平适度的上升”,不能仅从百分比数字的高低去观察,而应主要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只要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有积极意义的,公众可以接受的物价上涨,这个幅度就算是适度的。观察1927-1936年的国民收入,年涨幅在16.67%以内的批发物价上升,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也是公众能接受的,即适度的。从货币理论上看,保持“信用扩张型的温和通货膨胀”,使货币供求关系压迫价格水平有适度的上升,是欠发达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17]刘巍的第二篇文章《对中国近代银价、汇率与进出口关系之实证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市场,虽然内部均衡建立在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基础上,但外部均衡点已经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内移动着了。在外部均衡自发变动过程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深入地对这个变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大意义。[18]刘巍的第三篇文章《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19]

阎庆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在开发和利用可耕地时,没有来得及考虑生态问题,使大片森林受到砍伐,围猎活动使一些野生动物在边区绝迹等。当然,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生存成为边区优先考虑的问题,忽略生态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保护生态的意识不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借鉴历史的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外国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即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梁华的《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由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1840-1936年与1985-1999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形成具有显着的负面影响,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万元,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就会相应减少8万多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官僚资本为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官僚资本降低4个百分点还多。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也为负相关关系,且弹性也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民族资本降低近2.5个百分点。最后,该文通过对1840-1936与1985-1999年外国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比较,断定,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是挤出效应普遍存在的外在原因,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转变则是挤出效应产生巨大差异的内在原因。[20]

贺水金则通过研究近代银贵银贱的规律对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他指出,银贱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很多,在1931年以前,中国的出口贸易能不断地价量齐增,国际贸易有逆差,但尚可控制,就是得银贱之赐,银价与出口贸易呈反向变动趋势,银价跌,出口增,银价涨,出口减。但银贱也有不利的影响。第一,提高了进口设备的成本。第二,不利于中国政府偿还外债。当然,银贵也有利弊两方面的影响。银贵之利有三:一是提高中国白银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有利于我国进口外国设备和原材料。二是有利于偿还外债。三是国内物价下跌,钱更值钱,消费者可以从中受益。银贵之弊则有四:一是关税收入减少。二是刺激进口。三是阻碍出口。四是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银贱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证诸当时世界其他因素,也纷纷以贬低汇率作为摆脱困境,复苏经济的良策。这是不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随时调整本国汇率,制定适宜的汇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论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7期)。

计量方法是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如果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是可以通过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水平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无可非议。但我们也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即虞和平所指出的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

四、现代化研究成为热点

四、对批判吸收西方理论达成共识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加速,现代化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跟风热”。一些近代经济史学者把某些理论模式奉为圭臬,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1.专题性、阶段性和通史性的着作不断问世。其中专题性研究的着作,如章开沅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朱荫贵的《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何晓明的《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历程》;林家有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严立贤的《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和国内市场》;丁长清、慈鸿飞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吴承明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阶段性研究的着作,如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通史性研究的着作,如张琢的《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陈勤等的《中国现代化史纲;左玉河的《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再认识》等。而其中分量较重的则有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此外,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推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该书不失为代表目前国内内容最丰富、体裁最新、研究水平最高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通史着作。

吴承明历来主张对西方理论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他指出,作为方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的场合。如老的古典经济学,对15世纪以前的情况是适用的,但16世纪现代化过程开始以后,就不适用了。新古典的理论在现代化时期有些是适用的,但争论比较多。70年代的边际主义,其计算方法普遍适用,其他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些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他还指出,有些理论经济史研究是不能用的。如模式论、目的论、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与实证主义不能相容。如果脑子里先有了这个,就不能研究历史了
(《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关于现代化的名称、概念和内涵的讨论有所深入。罗荣渠强调“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史,应当统称为现代化。陈向阳也认为,“近代化”并非晚近这一历史过程适当的概念表述。其一,“近代”一词原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传统“现代”概念的对立面出现的。以这样的概念指代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状态和过程,不仅过于褊狭、陈旧,其本质概括和抽象程度也不高;其二,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虽初始于晚近时期,却一直持续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近代化”概念显然无法反映和整合这一动态连续过程和逻辑一体的本质。在目前情势下,对晚近以来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佳概括和概念表述莫过于“现代化”。[21]

近几年,“跟风热”逐渐消退。大多数近代经济史学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独立思考,批判吸收的态度。如“内卷化”或“过密论”,在本年屡受质疑,尤以林刚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该文认为,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宗智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但问题在于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以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否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林文认为,黄宗智的问题,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非资本主义性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作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黄的见解,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产生的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寻求实现劳力密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关系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揭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少学者正是用了“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近代化的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同一篇或不同篇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表述,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同一内涵都是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

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分析了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几种观点,即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近代农村经济增长论、“过密型增长”论和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该文认为,“衰退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过于悲观。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反帝、反封建”等政治斗争及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从整体上看,“增长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显得过于乐观。在论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方面,布兰德所用的是“真正农业工资”
(农业工人的现金工资除以米价)
而用两年的数据来推断四十年的年增长率不足以令人信服。罗斯基和布兰德研究中的许多观点是在间接的资料上和假设推理上建立起来的,某些观点显得太宏观化和理论化。对于“过密型增长”论和“停滞论”,作者认为,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业放进14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去研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与宋元以后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错觉。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已不能和明清时期的传统农村经济同日而语;它已经脱离了中国农村经济原有的传统发展轨道。“过密型增长”或许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向,但并不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主导趋向。作者提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是“非平衡化”与“不平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当作一个旧平衡,这种平衡已被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变所打破。然而在经历了“非平衡化”的过程后并没有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农村经济始终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作者认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时期,这种发展并不是农产量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幸的是,这种发展并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这种资源的重组和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新平衡”的产生。

刘大年指出,近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与资本主义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经济相当发达,走向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22]林家有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亦称之为“现代化”,指1840-1949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无论是现代化还是近代化,归根到底在近代中国决定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要载体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此近代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化。[23]李文海指出,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但资本主义化绝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常常要以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24]吴承明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二者都不正确。“现代化即工业化的假设,自然是不完整的”,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比把实现资本主义化作为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民族迟早总会实现现代化,但不必需经过资本主义社会”。[25]因此,他采用希克斯的学说:“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12]赵德馨则提出,经济近代化的内涵包括多个层次,其中主要的是两个:市场化和工业化。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前提;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因此,仅说是工业化,是不全面的;仅说是市场化,也是不全面的。[26]

一年来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从整体上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不够。有的文章是单纯的理论分析,有的文章是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没有理论分析的文章缺乏深度,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只是把经济史变成了经济理论的演绎;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够。其表现是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不可无例证,但例证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吴承明指出,“一般说,‘举例子’的方法是危险的,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列宁也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因此,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做定量分析的应尽可能做定量分析,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三、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不够。近代经济史研究考察的是经济的历史进程,应该是时空的结合,这就需要在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探讨事物发展的趋势;在空间上实现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把本地区或本事物放到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进行横向比较,探讨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就本地区论本地区,就本事物论本事物,就本时间点论本时间点
(即所依据都是缺乏时间走向的同一时间点的材料)
。这种脱离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限于狭窄的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是形而上学的。

3.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并涉及对近代经济史上重大事件的评价。乔志强、行龙认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就中国历史而言,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可视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界标,因为自此以后传统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探索已经开始。[27]姜良芹则指出,“洋务内阁”促成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理衙门作为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启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外交、教育、军事、政体等方面的现代化以积极的促进。[28]颜炳罡则认为,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而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29]

有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近年来引起学者的兴趣。忻平指出,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革命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30]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这应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虞和平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结果,认为,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起到了较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他指出,在民国初期的5年里,全国出现了107个经济团体,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这是社会各界在辛亥革命为之奋斗和开创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精神鼓舞下兴起的。经济团体的勃兴体现了辛亥革命的社会动员作用,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一个比较广泛而稳定的社会基础。[31]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表明,“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广两个方向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进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十余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加以克服。笔者认为,今后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第一,加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应当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包括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去,把经济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推动和促进经济史的发展。第二,加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经济史研究中,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发现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学习理论和发掘资料,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以切实解决问题。第三,加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结合。现在有些经济史文章缺乏实证分析,把经济史变成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也有些文章只有事实判断,没有规范分析,使文章缺乏理论深度。我们应当把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史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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