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的建设面临诸多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是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应对这种危机的有效策略是,在当代人文思想普遍匮乏,文学、艺术的身份特征日渐模糊的情境下,文艺学仍需对其存在的依据与价值根基等关乎学科身份规定的本源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以认识和确定该学科身份基本的规定与内涵。此外,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也依赖成熟而稳定的知识形态。文艺学的研究还应通过对知识形态的思考与理解,自觉建立既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问题域,又具有现代人文思想与审美性背景的、完整的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

客观而论,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艺学已面临诸多的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全球化挑战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注:王宁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也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文艺学,它在实际上已形成了文艺学的业内人士对该学科的存在依据及合法性的理性反思,对文艺学现有的知识生产能力及思想阐释水平的怀疑,以及对多元文化背景下文艺学学科是否能继续生存的深层担忧。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何以有如此强烈的生存性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其根源是多重性的。
从全球化背景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化上的同质化及趋同现象,这就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不断输入、渗透到其他国家,从而造成新的文化垄断和霸权,以致掩盖或模糊了民族文化原有的身份特征。“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往往是共生的,……经济的全球化时时要驱动文化思维、审美趣味的一体化,甚至文艺产品的克隆化。面对异土情调、异样风格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大举挺进,第三世界往往显得惊慌失措,精神阵地溃不成军,其文化核心阶层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或宗教信仰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与抵抗”(注:胡明:《经济的全球化与文学的现代性——兼谈人的精神家园看守问题》,《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诸多现象的大面积滋生,亦随着全球化的驱动力,在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层面凸显出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焦虑与危机;加之全球化浪潮向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推进,对文学、艺术形态能否继续生存的焦虑与担忧也日渐增多。从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文学市场的日渐萎缩,“纯文学”在整个流行文化面前所受到的空前冷落,到文学终结论、艺术消亡论及审美生活化等观念的愈演愈烈,文学形态无可奈何地失去昔日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像米勒援引德里达《明信片》中主人公所表述的那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注:[美]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引自《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此论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无疑体现了在精神生产领域内整个时代所感受和遭遇到的一种衰败的命运。这种衰败的命运也降临于文学的研究,它不仅表现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也不仅表现于20世纪后期文化批评的崛起,又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使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不断受到消解与冲击,尤为突出的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与流派的大量传播与输入,造成中国本土文艺学理论的萎缩与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理论移植的乐此不疲,到90年代的应接不暇的理论追逐,已耗尽了人们对文艺学进行本源性思考的内在热情,亦导致该学科不断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和转换之中。
由此观之,从广义的民族文化与价值层面所表现的普泛的身份认同危机,到精神生产领域内文学、艺术所呈现的时代性焦虑,再到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困惑与茫然,诸多现象无一例外地表明,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和焦虑是多重性的,其本质是对学科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焦虑,是对该学科的价值根基、存在依据及其生产能力的深层焦虑与质疑。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异质文化与价值的广泛传播与渗透,出现民族性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和焦虑是十分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能以情绪性的对抗或盲目顺应来面对,而应进行理性的选择与借鉴。我们之所以突出强调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身份认同的重要,从学理层面看,其实质是力图解决关于文艺学是什么,文艺学能够做什么和文艺学能否继续存在等这些关乎该学科身份认同的基本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的许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其一,从历时性层面看,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体系性的生成不是本土化的,而是移植性的,这实际上在存在根基方面已潜伏了一种隐性的“他者”观念及认同性的危机,加之长期受到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塑造与同化,所以,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存在着基础性的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异质理论的吸收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关于文艺学的根基与本体性的东西,自律性问题,审美意识形态性质问题等,也似乎找到了一点关于中国式学科身份认同的感觉。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新一轮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持续性引进所淹没,而这次是一种从知识背景、知识谱系、学术观念、表述方式到语言规则的大移植。我们全方位地从西方文论的知识系统中寻找智力资源的结果,固然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的学科视野,使该学科传统的知识体系得到现代性改造,但也同时加重了文艺学对其身份认同的深层危机与焦虑,“失语症”的出现就是佐证。其二,从质的状态考察,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知识论”的特征和痕迹。无论是对西方文论的移植,还是把其转化为一种可使用与可操作的方法,我们大多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与设置论域,而缺乏人文性的思考、阐释与审美性的价值判断和分析。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中国传统文论中“人生论”、“境界论”根基的断裂。另一方面,这种知识形态的大移植,也造成文艺学在实践上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与现实的文学经验、文学现状的脱节,以及阐释与评估文学现象能力的大幅度降低。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源于该学科的价值根基和学理依据还未能完全地建立起来,它依然处在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之中,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被悬搁与遮蔽的趋势。所以,如何从哲学的价值向度上,对文艺学学科的身份认同做出富有本质性的探索与说明,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

文艺学学科的身份内涵及价值规定性到底是什么,这个在传统教科书中似乎早已清楚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仍有继续追问的必要。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文艺学作为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并强调文艺学是一种由若干相互联系但又具有不同科学形态的分支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原本是以“人生论”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更强调文学在塑造文化人格与建构价值理想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理论中关于“人生论”、“境界论”的资源并未被继承下来,我们转而从以“知识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文论中实行文艺学知识的大移植,而这种大移植至20世纪末愈演愈烈。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几乎完全处在欧美文艺批评知识谱系的笼罩之下,几乎对欧美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逐一地操练与演绎,也几乎到了言必称索绪尔、韦勒克、艾伯拉姆斯、阿多诺、巴赫金、福柯、德里达以及杰姆逊等等的地步。这种知识性大移植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程度地导致文艺学学科在价值取向、学理基础等方面的无根状态。
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学不仅是一门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更是一门以文艺现象为对象,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与艺术观念及人文思想生产为任务的学科。后一种界定似乎更为重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注:[澳门太阳集团登录网址,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文艺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因为文学艺术的创造从本源上是面向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面向人的感性生活世界,这就决定了文艺学学科在其阐释与生产的价值向度方面,应特别体现人文性与审美性观念的指导,并视其为该学科本体构成中最核心的要素。
人文性是文艺与审美活动具有的特殊属性。它是由人文学家所阐释的,用以描述价值系统整合性的一种思想的模式或范型。人文性凝聚着特定的文化价值意向,代表一种理想的文化精神。同文化的存在一样,文学、艺术活动不断地生成并存在于人文性的根基之中,超越这种根基来理解文艺和审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规定看,在文学艺术的本体构成中,决定其生命质量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对生活表象世界的描摹与表现,也不在于其形式要素的不断翻新,而在于文学艺术活动所承载、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观念与意义向度。因为这些要素既是本民族特定生存境界、人格理想与美学精神的结晶,又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追求与崇尚。文艺与审美的发展告诉我们,表达崇高的生存理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表达对人类生存苦难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切关注与思索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表达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文化主题和对未来生存远景的憧憬与期盼,已不仅成为中外文学艺术普遍关注的人文性主题,也成为文论与美学历史上那些经典文本在思想创造与知识生产方面所依持的重要的价值根基与尺度。文艺学作为对文学艺术世界中所表现的人文现象进行阐释的学科,其学科的发展与创造性的实现,更需要以人类普遍的价值及人文意识为尺度,站在较高的人文理想层面,深刻揭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题,并使其人文阐释的价值意向,更为紧密地与人类的发展状况、人的生存本体之间达到内在地契合与统一。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因“物”的挤压所造成的文化的大面积扭曲与变质,人的精神家园渐趋萎缩,以本能与欲望的满足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的流行,以及文学艺术生产中的市场化与商品化取向,文艺学学科理应坚守其人文学科的品性,积极发挥批判与建构的双重作用,以从本质上维护和保持文艺及审美实践的纯洁性及诗性品质。
审美性也是文学艺术特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一方面通过作家的生产,把生活的原始形态同化和浓缩在符号形式中。另一方面,审美性也标志着特定的审美判断与审美价值的实现,它超越于人类的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与人类精神中所具有的爱恋、激情、灵性、想象、悲哀、苦恼与希望等生存性态度相关联。审美性既是文艺的生存性根基,也是文艺学学科应有的身份特质,文艺学作为人文阐释性的学科,也不能脱离该属性和特征对它的内在要求和规定。因而在文艺学学科的身份特质中,也包含了审美价值观念的生产,包含了对文艺现象的审美价值判断与选择。人类审美史的发展证明,审美意识及其价值实践,是对人类整体文化及精神结构发展的有效性补充,它符合人类生活与人的存在的某种本质的必然性,人类从事审美活动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不同程度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力图超越自然生命、追求精神发展而产生的有效性手段。它对人类最直接的意义表现为能自觉促使个体的不断完善,并使其精神与心理不断地从日常功利性、工具性行为的限定及束缚中解脱出来,升华到一种独立的、更高的人生境界,促进人的内在发展与提升。所以,文艺学学科所依据的审美价值判断,不仅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容,透露出善与爱的信息,教人不懈地向诗意的生存状态努力,从美的角度建设自己的生活,努力完善存在的意义。而且,它还特别强调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积极建构完整的艺术观念与意识,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艺术生产的审美价值取向。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审美的泛化,及文艺生产所滋生的平庸的、消极的、病态的、浮泛的、功利实用与孤芳自赏的等种种现象,坚持文艺学学科的审美特性,突出该学科在审美价值判断与审美知识生产方面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艺学学科在其理论的阐释与知识的生产方面,应更多地思考如何有效地发挥和展示其独特的人文价值意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文化背景下达到思想阐释与审美判断的高度,如何反映或体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真实状况,如何发现或揭示文艺活动与人类审美实践的内在规律,进而揭示文艺现象所承载的审美含量与意义深度,并以其独特的思想生产与价值阐释的效果,促进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文化效果的实现,同样依赖于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重建。

对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来讲,知识形态的重构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类型,这个贯穿着千差万别的科学的合理性类型,体现着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它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由此观之,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会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学科的知识形态所指涉的不仅是作为科学研究类型的学术型知识的积累,或以教材方式呈现的教育型知识样态,而且指一种与该学科相关联的同质态学科的思想含蕴、价值功能及话语实践方式等相融合的综合性知识范型。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文化场域与相对稳定的学理基础,其核心是学科的价值观念、理论原理与实践方式的有机结合。它源于丰富的学科思想群的支撑与集合。
西方学术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之所以是一门成熟且发达的学科,从某种程度看与其知识形态发展的相对自足与完整有很大关系。就西方传统文学理论的构成看,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除了始终以其成熟而系统的哲学观念与哲学理论为基础,不断同哲学形态的演变保持同步外,还不断呈现出基本理论构成的自主性建构与发展,由此形成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文论的较稳定的知识范型。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亦如此,象新批评、形式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殖民批评等,其理论范式的形成就知识形态而言,均是在特定哲学观念与学科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在大量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与完善起来的,它既达到了思想取向与理论构成的融合,也达到了哲学观念、学科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内在统一。
然而,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化却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如何认识并重构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文论界有种种说法。朱立元先生在概括与分析时下流行的“西论中用说”、“古代文化母体说”、“话语重建”和“异质利用”说、“综合创造论”及立足现实的“融合说”五种观点后,着重强调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应走自己的路,即“立足于我国现当代已形成的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构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注: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这一主张是极富前瞻性的,也无疑抓住了中国文论建设的关键所在。但本文认为,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建设,不仅应注重文艺理论形态的完善,更应注重文艺学学科的系统建设,即自觉建构文艺学整体的知识形态。对此,我们的基本理解是,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场,一种依赖于人类哲学观念、审美意识及文学艺术现实经验的特殊的知识范型。作为精神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在人文观念与审美意识的整体定性中获得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规定。如同文化、价值及理论范式的存在一样,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有其结构与系统方面的规定性。

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包含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即作为知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人文思想观念层;作为知识形态自主性依据的学科理论范式层;作为知识形态实践性表现的学科批评模式层。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从而共同构成文艺学学科系统的知识场域。
作为标识与主导文艺学学科生存根基的思想观念层,往往由文化系统内最具价值判断力、且最能决定学科发展方向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等形态所构成,并从最根本的方面为文艺学学科的人文—审美性生产提供思想资源。爱因斯坦曾对科学的知识抱有最大的信心,但后来他清楚地知道科学的界限,他说:“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可是在它的范围之外,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仍是必要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2页。)而决定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的东西仍是哲学的观念与意识。因为在人类知识领域内,只有哲学在本质上可跨越学科的规定与界域,并以“追问”与“思”的方式进入不同学科的知识领域,以发现和弥补各学科的知识形态对存在的分离。哲学是一种意义的幽灵,它总是追寻知识的方向与境界,并通过对知、行过程的普遍规范,不断把个体与类的发展引向真善美的统一。从某种程度上讲,文艺学作为具有哲学品质的人文学科,理应站在时代的高度,综合提炼出现时代文艺学发展中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以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艺术生产的价值取向。纵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境况,人文学科普泛的身份焦虑及合法性危机,正源于哲学学科在当代文化系统中的匮乏与缺失,以致造成人文学科的过度知识化及意义危机。文艺学学科也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哲学精神的缺席,以及过分迷恋学科知识形态的自足性建构,追求繁衍庞大的概念体系与抽象的理论原理,而相比之下,参与、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普遍下降,并且日益失去人文性的智慧与理论的活力。应该说,没有哲学观念的主导,文艺学的知识形态只能是一种无根的状态。而要恢复与建构文艺学学科中这种根基性的东西,就需继承人文学科的基本意旨,适应该学科的现代性诉求与实践变革的需要,在真理的探寻与意义的建构方面不断走向更高的境界,把学科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价值根基的建构与思想性的生产方面。
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成而言,学科理论范式层是指那些与该学科的审美性知识生产及自律性理论阐释相关联的学科的观念、意识、原理及范畴等因素。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形态,其学科性的命名与确立,固然需要专业化、制度化的学术认同及建构,需要学科理论与知识的系统化生产与表述。但从哲学的层面分析,作为一种以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为特征的学科知识形态的建立与完善,似乎并不完全在于一味追求学科范畴的完整性、原理构成的系统性和理论体系的包容性,而主要在于该学科所拥有的人文立场和价值向度;在于它所显示的捕捉与提炼问题、阐释与评价对象的能力;在于其在观念与方法层面所具有的进步的审美价值观念、开放的艺术理论及较高的文艺知识生产的能力,在于该学科所显示出来的特定价值取向、理论活力及实践性品格。但以往对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建构,或者以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为核心,不断设定文艺学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绝对本质,继而以持续的理论思考完善其学术型知识形态;或者以自律性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为目标,不断地在核心概念、基本命题、逻辑推理及体系原则诸方面下工夫,这不仅使文艺学进入一种对“真理”探险的漫漫长途,而且在大量的重复性生产中耗尽了该学科应有的理论想象力。理论是一项活生生的智力活动,而不是关于原理的同语反复式的解释,或是返回原典的注释。我们一直设想有一种元理论的大家,通过体系的设计创建而能达到理论的极致,实际上,这种“大师”或“大家”并不存在,那些体系的创建不过徒然耗尽了人们的热情,不可能有一种元理论能够完整地穷尽文学的本质或规律。从这种理解看,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要有所作为,尤其是产生原创性的理论观念,还需要努力转换其知识形态构成的重心与理论研究的方向,即从以往注重对学科自身本体构成的阐释与研究,注重对学科内部知识形态的生产与完善,转到对文本世界的阐释方面,转到对该学科人文价值意向、美学思想资源的生产及运用的方面来。只有这样,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才能有效地介入文学艺术的实际。
美国人类学者马尔库斯、费彻尔在谈到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时指出:“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而人文学科“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幻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产生的前提在于,人们越来越发现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现实的细节”(注:[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6页。)。从这一观点看,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构成,似乎也包含了理应从新的、不断产生与出现的文学性文本的研究过程中,提炼和升华出新的经验与知识。而这一点对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更新与动态发展,乃至打破原有的模式化建制来讲又尤为重要。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的知识状态是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也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的瓦解,“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对于差异性的敏感,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注:[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26页。)。文艺学面临的知识景观也同样如此。随着后现代背景下文学性的蔓延,许多民间的、大众的、通俗的、流行的以及形式多样的文学艺术现象与样式,已纷纷进入文艺学的视野,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本。正像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逊所分析的:“在它们当中,取消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之间先前的界限,形成一种新型的文本,并将那种真正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融入这些文本,尽管从利维斯和美国新批评到阿多尔诺和法兰克福学派所有的现代批评家都强烈地谴责这种文化工业。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迷恋的恰恰是这一完整的‘堕落了的’景象……”(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作为一种人文阐释与审美价值判断的学科,文艺学如何跨越文学艺术的界限,通过理性的反思与鉴别,从鲜活的生活中获取新的思想及知识,如何通过提高知识生产的能力,使其自觉进入公共文化与社会现实生活领域,从而尽快改变知识构成方面严重脱离实际,僵化教条的现状等等,已无疑成为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中不容回避却又必须予以尽快解决的重大课题。
在全球化趋势及读图时代到来的文化情境下,面对文学艺术对原有传统边界的超越,视像文化的扩充与蔓延,艺术生产的复制性与泛审美化倾向,新艺术形态的产生与出现,艺术与审美的形式化与生活化趋向等种种新文化现象的挑战,文艺学要科学而有效性地做出回应,就需要一种完整、深刻又富有理论指导性的知识形态作为基础和保证。知识形态的重构无疑是一次恢复文艺学学科生产能力的基本工程,我们期待中国文艺学真正地走自己的路。

消费时代的来临,对人文学科尤其是文艺学、美学的研究来说,既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场域与语境的产生,又预示着对传统学科体制、规范及其边界的解构,由此也衍生出一系列有关该学科研究的新的问题性。

责任编辑:紫一

从学术发展的历程看,对消费时代人类文艺与审美问题的关注,不仅贯穿于20世纪西方美学、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等重要思想家的不断思考与探索。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时代的来临,亦不同程度引起当下中国文艺生产与接受状态的转向,引起人文学科生存语境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从某种意义看,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已毫无例外地植根于消费时代这一特殊的语境之中,并且每时每刻受这种强大的文化场域的制约与影响。消费时代已成为人文学科存在的一种无形的空间。

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理论,重新评价和认识进入资本主义即消费时代后,人类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如阿多诺提出,消费文化的产生导致审美观念自律本性的消解,审美实践也由独特的精神生产蜕变成一种批量化生产与大众消费的活动,审美活动呈现出复杂性。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对传统的文艺与审美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由此导致传统艺术韵味的衰落与新的美学的开始,人类审美面临的问题性更为突出;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后现代理论家更加重视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消费时代所引起的文艺审美观念及其实践的变化。法国后现代思想家费瑟斯通、波德里亚等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在这一社会,审美观念和艺术进入了一个被广泛扩张或泛化的过程,审美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艺术领域,它已蔓延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审美生活化趋势与消费意识形态。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指出,消费社会中人类的审美观念从自律转向感知领域,转向以视觉为核心的生产,美学的封闭性空间也转向开放的实践性空间,导致传统美学的终结,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由此可见,消费时代所导致的消费文化形态的出现,既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生活发展的一种必然,一种人类在其存在维度上别无选择的“命运”,也极为真实地对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走向提出了相当严峻的挑战与问题。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文学科形态,文艺学、美学应自觉而清醒地审视这种境况的客观来临。

消费时代作为人文学科生存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其体现的内涵与影响力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它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审美的既成文化背景与传统,导致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革,形成新的消费意识形态,促使审美观念转向更广泛的文化、生活领域。但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到来,也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风尚、格调及状态,文艺与审美的功利性与实用化的特征将变得更加突出,也由此导致审美观念与文艺实践层面产生出大量新的矛盾与问题。诚如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那样,生活在丰富的消费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会受到商品交换逻辑的影响,服务于这种主导的社会消费意识,而且也促使大众默认和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杰姆逊曾十分尖锐地指出,在当今时代,文化逐渐与经济重叠,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新的消费类型;人为的商品废弃;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广告、电视和媒体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本身的范围扩展了,文化不再局限于它早期的、传统的或实验性的形式,而且在整个日常生活中被消费,在购物,在职业工作,在各种休闲的电视节目形式里,在为市场生产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中,甚至在每天生活中最隐秘的皱褶和角落里被消费,人类开始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存在经验及文化消费的关系中。”[1]

总之,全球化浪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既是一种社会总体的价值趋向,又是当代人类在深层心理与潜意识中自觉认同的愿望与行为。正像莱斯理·斯克莱尔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主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代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无限扩张的强势话语。这种扩张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幅度蔓延,同时也毫无例外地改变着当代中国的命运。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到来与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当代人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改善,中国社会也正蔓延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的倾向。由于消费主义成为当今社会整体的文化语境,由此也导致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生产、审美观念及其理性思考、价值判断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倾斜。按照杰姆逊的说法,这是一个视像文化盛行和空间优位的时代。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美的内涵已发生变化,美不再处于自律的状态,而是被定义为快感和满足,是沉浸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消费和放纵。杰姆逊的观点尽管过于危言耸听,但他确证了一种客观的文化存在及其规律:即消费时代的确已成为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而消费时代的文艺生产与文艺学学科的研究,也正在经历着一次重大的挑战与转变。

面对这种挑战及转变,文艺学、美学学科已表现出诸多的焦虑与困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性,即是由消费时代的来临所引发的学科身份的认同性焦虑与危机。如“失语症”的提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文学边界的移位与消失,以及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文学市场的日渐萎缩,“纯文学”在整个流行文化面前所受到的空前冷落,还有文学终结论、艺术消亡论及审美生活化等观念的愈演愈烈,文学艺术形态无可奈何地失去昔日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像米勒援引德里达《明信片》中主人公所表述的那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2]此论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无疑体现了在精神生产领域内整个时代所感受和遭遇到的一种衰败的命运。这种衰败的命运也降临于文学的研究。它不仅表现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也不仅表现于20世纪后期文化批评的崛起,又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使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不断受到消解与冲击,尤为突出的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与流派的大量传播与输入,造成中国本土文艺学理论的萎缩与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理论移植的乐此不疲,到90年代的应接不暇与漠然视之,无穷尽的理论追逐已耗尽了人们对文艺学作基础性和本源性建设的内在热情,亦导致该学科不断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和转换之中。它似乎印证了米勒的预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2]当然,米勒的预言的真意并非如此。我们无法驾驭和控制人类“命运”的变化,但我们应为改变“命运”而工作。对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其道理大致如此。

如何应对并有效解决消费时代人文学科(包括文艺学、美学在内)所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及理论生产力十分贫乏的症状,并促使文艺学、美学早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在我们看来,学科知识形态的重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会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它所指涉的不仅是作为科学研究类型的学术型知识的积累,或以教材方式呈现的教育型知识样态,也是指一种与该学科相关联的同质态学科的思想含蕴、价值功能及话语实践方式等相融合的综合性知识范型。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学的知识形态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与文化场域,它更依赖于人的现实存在与实践方式,依赖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场域的转向与变化。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研究中,之所以有“失语症”的说法,有学科身份的认同性危机,有理论“消亡论”与“终结论”的论调,大抵或多或少与中国文艺学自现代以来在知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性及缺陷有关。其突出表现是我们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符合文艺学学科身份规定性的价值根基,文艺学的知识形态转换过频,放弃过快,沉淀、积累与吸收又过少。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内,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化始终是一个被遮蔽的,未能获得彻底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消费文化及读图时代到来的情境下,面对文学艺术对原有传统边界的超越,视像文化的扩充与蔓延,艺术生产的复制性与泛审美化倾向的出现,新艺术形态的产生,艺术与审美的形式化及生活化趋向的流行和挑战,我们的文艺学因知识形态的无根及飘泛不定,才未能对诸多现象做出有效性的回应。由此可见,知识形态的重构无疑是一次恢复文艺学生产能力,重建学科的价值根基及知识构成的合法性、系统性与有效性的基础性工程。我们期待中国文艺学真正地走自己的路。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要有所作为,尤其力图产生原创性的理论观念,就需要努力转换其知识形态构成的重心与理论研究的方向,即从以往注重对学科自身本体构成的阐释与研究,注重对学科内部知识形态的生产与完善,转移到对文本世界的阐释方面,转移到对该学科人文价值意向、美学思想资源的生产及运用的方面来。只有这样,文艺学的知识生产才能有效地介入并运用到文学艺术的实际中去。我们期待中国的文艺学研究能多思考一些与自身学科有关的问题性,尤其能够在学科的价值根基、知识形态等较为根本性的论域与问题上有所创新与突破。

[1][美]杰姆逊.文化转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美]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命运[A].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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