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红军成立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的90年期间,我军作战体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1949年,在这阶段,我军由初创时一支弱小的军事力量,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发展壮大为一支拥有530余万人1的劲旅。第二阶段1949-1975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几年,我军作战体系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成立了海军、空军等多军种指挥机构和作战力量,调整优化了指挥体系结构层次,军事训练开展如火如荼。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军作战后,获得了与世界一流现代化军事力量作战的经验,对我军“三化”建设、尤其是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后期由于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我军建设一度受阻不前。第三阶段1975-2017年,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对军队进行了初步整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党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阔步前行,飞速发展,具备了新时代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现代作战体系的物资基础和理论储备。

习近平主席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建军90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现在,我军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开启了强军兴军新征程。回顾90年来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和备战打仗,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深刻启示意义。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共产党人清醒认识到,想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作为保障。我军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诞生发展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在军事力量、指挥体制、运行机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都经历了困难而曲折的发展和磨练。纵观这一历史时期,我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斗争中实现自我革新,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在炮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这22年间,我军从初创起步,经历浴血奋战和生死考验,逐步成长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军队作战体系建设取得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我军90年的建设发展史,就是一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

一、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创造。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想夺取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的著名论断。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艰辛探索,创造性建立了党对军队实施绝对领导的一整套思想理论、根本原则和制度体系,确保了我军始终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经验,作为党和人民对军队的根本政治要求,作为保证我们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宝,进一步上升到强军之魂的高度加以强调,丰富和升华了我军建军治军的根本原则,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这一点在这一时期的建设过程中体现尤为明显,战争实践也一再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集中、统一领导是战争胜负、军队建设是否顺利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军队作为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产物,任何军队都从属一定的阶级,不存在超阶级的军队。红军作为我党创建的人民军队,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服务的,应当无条件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无条件履行党赋予的使命任务。如果脱离了党的绝对领导,红军就失去了其阶级本性,不可能再成为人民军队。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着特殊的中国国情、紧迫的实践要求和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革命的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掌握绝对可靠的革命武装。然而,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军队并没有清醒的、透彻的认识。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我们党曾希望与国民党合作建设军队,放弃了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然而,血的教训使我们党认识到建立自己军队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明确提出,“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深刻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从此,我们党展开了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

澳门太阳集团登录网址,南昌起义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也是我军创建的标志。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军师团甚至连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明确提出“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同时规定党代表也是部队主官,对全面工作负有领导责任。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提出:“各地在领导工人、农民起义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军队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2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前往井冈山途中,在江西省永新县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问题,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1929年12月28日,红军第4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纠正了当时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首次明确打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方向旗帜,创造性规定了军队在党绝对领导下的原则和制度。毛泽东创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理论和制度,对于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理论和制度的推动下,我军迅速发展壮大,为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下战胜敌人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随着我军建设发展逐步形成并巩固完善。建军之初,我们党就在各军、师、团设立了党代表。“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使党的领导延伸到了最基层、最前沿,直达每一个士兵。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新型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普遍建立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支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党的组织系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继续坚持对军队独立、单一领导的原则,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根据地各级党委为该地区最高领导机关,从组织上保证了全党力量的集中统一。解放战争时期,制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作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不断健全。新中国成立后,将建军根本原则上升为国家基本军事制度,相继颁布修订《政治工作条例》、《党委工作条例》、《党支部工作条例》等法规性文件,集中规范和不断完善了党对军队实施政治、思想、组织领导问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的形成巩固,彻底消除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

战争实践证明,一旦削弱或取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军就要打败仗,发展进程就会严重受阻。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错误决定排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强调红军放弃积极防御战略,采取主动进攻战略,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开创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王明“左”倾错误思想取消党委制,削弱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犯了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导致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使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陷入困境。1935年,中央红军历经长征千辛万苦与第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第4方面军人多枪多,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自立门户。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3。奈何张国焘一意孤行,率军南下,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由8万余人锐减至4万余人,最后被迫北上。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使我军在应对各种复杂形势、危险局面和艰巨任务中更加强大。回顾我军90年的战斗发展历程,始终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严峻考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军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对内克服了分裂主义、山头主义影响和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对外挫败了敌人的干涉渗透,争共产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确保了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长征途中,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妄图以枪制党,其分裂活动失败后叛逃到国民党,连自己的警卫员也拒绝跟他走。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的特殊背景下,蒋介石企图通过改编红军吞并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党内也出现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观点,我们党提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及时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始终牢牢掌握军队。

在这个阶段的革命实践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在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各个方面。其中,政治领导是核心,用党的政策、路线和方针来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使他们自觉服从党的领导,自觉履行党赋予的各项任务;思想领导是基础,通过提升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使部队的思想基础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组织领导是保证,通过充分发挥党委、支部和党员的作用,实现了党的组织与军事指挥、行政管理、政治工作的紧密结合和内在统一,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历史经验,为新形势下建军治军提供宝贵精神财富

坚持以先进思想指引方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首先在于思想上的领导。曾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大将说过,只有组织领导,没有思想领导也是错误的,也是等于没有党的领导。90年来,我们党立足中国军事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掌握思想教育”作为团结全党全军“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坚持不懈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官兵思想、指导部队建设。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整风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整党整风,从新世纪新阶段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我们党毫不放松地抓好对军队的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以科学制度保证落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章明确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一大上制定了党纲,党的二大至党的十八大先后制定、修改过17次党章,但无论怎样修改,都保留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规定和要求。这一规定和要求不是抽象的,而是有一整套制度作保证的。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实行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军委主席负责制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党委、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是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和掌握部队的重要组织支撑,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支部建在连上是党指挥枪原则落地生根的坚实基础。这一整套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实现了党的领导与军事行政领导的内在统一,越是在重大考验面前越能显现作用。在我军历史上,作战中有整团整师牺牲的,但却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发挥了坚如磐石的根本保证作用。

坚持以优秀人才提供支撑。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人选好人用好人,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组织保证和关键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主要通过战争实践培养选拔人才,许多官兵在残酷战斗中经受血火考验,从普通老百姓、放牛娃锻炼成长为忠于党和人民的杰出军事将领。为加强对人才的正规化教育训练,毛泽东亲自创办红四军教导队和红军大学,并为抗日军政大学确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还经常给学员讲课。抗日战争时期,抗大总校及其分布在各根据地的14所分校共培养了10多万名军政人才。在人才的选拔使用上,我们党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提出,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干部的选择上,必须勇敢地引进阶级意识坚定的、政治上坚定的分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明确提出选拔干部要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而以政治条件更为重要。从毛泽东提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选用干部标准,到习近平主席提出“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军队好干部标准,我们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政治机关考察干部的原则,不断提高从政治上考察使用干部的准确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确保了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坚持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纪律严明、执纪如铁,是我军的红色传统和文化基因。建军90年来,我军一代又一代官兵自觉把纪律视为生命,特别是把听党指挥作为第一位的政治纪律来遵守,以铁一般纪律确保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落地生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创设中国工农红军“行动听指挥”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第一条讲的就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非组织化观点等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制定了切实有效的反对措施。1942年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强化党风党纪克服宗派和山头现象,使党对军队的领导更加集中统一。1948年,针对党内军内无纪律倾向有所抬头、作决策不请示报告等现象,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实践证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靠严明纪律保证落实,要把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情况作为检验部队听党指挥的重要标准,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切实维护党指挥枪各项原则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深刻把握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变化,不断增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遇到的挑战和考验明显增多,既要防范外部的冲击影响,也要警惕内部的消极因素。

狠抓政治引领。政治引领是最根本的引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突出抓好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习,认真组织党史军史教育,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积极稳妥开展网上斗争,不断夯实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

增强贯彻执行力。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革命战争年代,党指向哪就坚决打到哪,是听党指挥的直接体现。长征途中,张国焘多次逼朱德总司令表态反对毛泽东,朱德总司令坚定地回答:“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建设时期检验军队是否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看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是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当前,有的官兵落实命令指示打折扣、搞变通、打擦边球,都是贯彻力执行力不强、坚持党的领导不够好的表现。必须进一步强化号令意识、服从意识,特别是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经全面展开,涉及单位调整转隶、部队换防移驻、人员进退去留,这是对每名官兵政治上最现实、最直接的考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的事情,必须坚决执行,遇到再大矛盾和问题也要坚决执行,确保军令政令畅通,确保习近平主席和军委决策指示一贯到底。

创新实现形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实现形式,是指一切有利于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实现的组织架构、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我军历史上正是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才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得以固化完善。当前正在进行的军队改革,把政治建军的原则要求和制度设计,融入组织形态和力量体系重塑全过程,确立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把军委机关由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坚持优化领导指挥体制与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军事制度相统一,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了更加坚实的组织依托和体制保障。要扎实抓好巩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各项改革任务落实,突出把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进一步严起来实起来,完善军委工作规则和军委工作“三项机制”,确保我军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为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组织和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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