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旧式农民革命的高峰和典型,但又是一次历史悲剧的重演。认真探索这场革命运动的规律,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笔者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1979年5月在全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现刊于《群众论丛》1979年9月创刊号。)一文中提出:旧式农民起义不可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建立的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权。这一观点,引起了许多同志的兴趣,展开了初步的讨论。我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贯彻“双百”方针、“三不”主义的积极成果。现就讨论中涉及的三个问题再补充一点意见,继续求教于同志们。

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二年,我先后写过《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刊《新史学通讯》八月号)和《试论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性质》(刊《新建设》第三期)两篇习作。分别从理论上和从史实上,论证了封建社会的单纯农民战争,虽然能够成功地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却不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那怕建立的是短期性政权,如黄巢的大齐政权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等,也都不可能是非封建性的。此说一出,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为了进一步讨论,我再从政权的构成形式,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和土地制度三个方面,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做一些探讨,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太平天国政权的构成形式

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主要是看这个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维护着哪种社会制度,实际上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这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说太平天国政权是个封建政权呢?我认为,这个政权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承认和维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它搞的依然是以封建王权为核心的等级制、世袭制、特权制,没有改变封建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虽然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无力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实际上依然接受着封建主义思想的奴役和支配。简言之,这个政权是在恢复、重建和维护封建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它不可能真正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

政权的构成形式、亦即“政体”问题,与“国体”比较,在反映政权的性质上,虽非主要因素,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特定的情况下,还能够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能采用“工农兵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可能采用封建专制主义的帝制。因而,分析太平天国的政权构成形式,是判断这个政权的性质的一个重要根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也应是分析、判断历史问题的唯一标准。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哥达纲领批判》。)列宁也多次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6页。)“评论政党也象评论个人一样,不是根据他们的言语,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列宁全集》第18卷,第495页。)我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引进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这样才能澄清是非,解决一些争论已久的悬案。

从大量的史实来看,太平天国政权的构成形式,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持农民政权论的同志,往往以《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主要根据。是的,《天朝田亩制度》对人间天国作出了美妙的设想,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但是,我们判断一个政权性质时,不是以这个政权的宣言、口号、纲领为依据,而主要应以这个政权的实际行动如何、行动的效果如何为依据。《天朝田亩制度》好不好?实践作出的回答是:此路不通。因此,郭老称之为“空头支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页。),罗尔纲先生称之为太平天国的“乌托邦”(《太平天国史稿》卷9。)。颁发《天朝田亩制度》是一回事,实践上只能是“照旧交粮纳税”。

第一,职官制度——太平天国官制的设置,最早可上溯到1851年3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开始,不过那时仅具雏型。到1853年建都南京以后,才具规模且逐步健全,开始把政权机构与军队分开,并将前者又分为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其中地方政权机构,共分为省、郡、县三级,设“守土官”管理;县以下为基层政权,设各级“乡农”管理。“守土官”的品级顺序为:县设监军,郡设总制,省设何级官员,未见明文。“乡官”则依次为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由上可见,太平天国政权的官制设置,除带有明显军事体制的特点外,基本上是因袭历代封建政权的传统形式。如果说它有什么改革的话,也只限于某些机构和职官名称的变更,它作为封建专制主义官僚机构的实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遇到一个浩大的军需开支和行政开支的问题,费用从何而来?起义之初,太平军所到之处,“令富者贡献资粮”,“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土三尺”,以供军需;在革命队伍内部则实行缴物归公的圣库制度。刚刚进入南京还大体是这样,“闻贼令金银皆送彼处谓之进贡,如有私匿一两以上者斩,合家惶急。”(陈作霖:《可园备志录》,稿本,南京图书馆藏。)但这个办法毕竟无法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向洪秀全上奏:“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就是沿袭清朝的赋税制度。不久前在江西都昌县发现的太平天国前期的征粮布告,是对“照旧交粮纳税”的最好注脚。该布告是1855年5月2日颁发的,内称:“兹本大臣,恭奉王命,□临斯土,催办钱漕,兼收贡税。田赋虽未奉其定制,尔粮户等,亦宜谨遵天定,暂依旧例章程,扫数如期完纳,为此特行晓谕。尔粮户人等知悉,今值三月之期,正为应完地丁之候。所有一切应完地丁,以及芦课鱼课等项,无论富户贫民,务宜一体完纳,不得迟延拖欠。”(《文物》1979年这张布告的发现,史料价值是比较高的,它说明了: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不久,杨、韦、石上奏天王的《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不是一纸具文,而是在新政权所辖地区实行了的;二、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按照清朝征收田赋的“旧例章程”;三、农村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变动,存在着所谓“富户”和“贫民”。查看史料,太平天国前期,湖北、安徽等地,普遍允许地主收租。正如罗尔纲先生指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一年多就不得不准许地主暂时‘照旧交粮纳税’,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允许地主收租这一政策,并不是后期才如此,更不是后期江、浙地区的一些个别现象。”(《太中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前言》。)“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推行,说明了任何英雄豪杰不能向客观的经济规律发号施令,而必须屈服于客观的经济规律。《天朝田亩制度》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企图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制,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这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举措,是行不通的空想。从《天朝田亩制度》到“照旧交粮纳税”,是从空想回到现实,从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到屈服于客观经济规律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施行,是以承认和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制为前提的。马克思说过:“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4页。)的。地主占有土地,向农民收租,地主再向太平天国政权交粮,这就是佃农缴租、业主收租,“士农工商,各守其业”,“乐守常业”(《太平天国文书》,《丛刊》第2册,第692页。)的情景,这表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封建剥削关系持续下来了。这种关系在太平天国后期就更为突出了。如1861年10月24日,新谷登场之时,无锡、金匮县的在城地主奉当时守将济天义、黄和锦的委办,成立收租局,勒令“佃农照常输租”。1862年10月浙江肖山县右营军帅来某,发给地主来兰堂“收租票”,保障地主对农民的收租权。既然保障收租,就必然发生镇压抗租的事。据记载,“安镇东市梢四图庄顾某,聚众抗租,以青布扎头为记。各业户诉于城贼,十二月十四日,贼使伪官引导,至乡弹压,顾某鸣锣集众,拒贼于苏家桥、安家坟。顾某奋勇当先,为贼所伤,乡众溃,贼焚村落,邻村无害。旋为乡官调停,一律还租。”(《平贼纪略》,抄本,无锡博物馆藏。)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英雄们尽管主观上向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美妙天国,但实践上只能承认和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认和维护封建剥削制度。

第二,等级制度——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乖离浇薄”、“凌夺斗杀”的乱世,改变成一个“天下一家,共亨太平”的大同社会。但是,由于小生产的家长制和家族主义的限制,以及“君权神授”等封建统治阶级的陈腐观念的影响,他们没能做到“大同”,反而很快就在诏旨中公开提出了“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封建伦理道德。并根据这种观念,建立了一整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天王洪秀全,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出一言是天命”,“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建天京于金陵论》。)。继在永安封王之后,又多次分封王、侯和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大批王侯官吏,不仅他们本身“富贵显耀”,连各王的世子和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的公子,也得以“累代世袭”,成为新的贵族。以至连天王、各王以及幼天王的名字,也要避讳,不慎违犯,就要受到严厉惩处。不仅完全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老一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太平天国提出四大平等要求,这是持农民政权论的又一论据。有人据此写道:“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除了他们的‘天父’、‘天兄’宗教的偶象之外,男男女女都以兄弟姊妹相称。这是多么素朴淳厚的平等关系啊!”(漆侠:《读〈李自成〉》,《文史哲》1978年我们认为,宣言、口号、言论是一回事,行动是另一回事。口头上以兄弟姊妹相称,不等于实践上就以兄弟姊妹相处。太平天国领导人进入天京以后,自以为吃了苦中苦,该为人上人了。因此在戎马倥偬、人民生活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破费巨资、大兴土木、建宫造殿,享乐腐化,这与一般官兵乃至百姓之间,经济平等在哪儿?太平天国君臣之间、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礼仪繁琐,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特权地位。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建立在等级特权制基础上的,封建秩序是靠等级制来维持的。太平天国内部的等级阶梯象宝塔那样,爬在宝塔顶端的当然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对自己的部下和百姓滥施刑威,动辄点天灯、五马分尸、斩首不留,秦日纲的马夫因见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立,而惨遭五马分尸的酷刑;天国用“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太平礼制》来作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试问,素朴淳厚的兄弟姊妹的平等关系在哪儿?太平天国一般官兵别男女之禁,官方文书《天父诗》、《幼主诏书》等进行着男尊女卑、三从四德、隔离男女和清心寡欲的说教,但太平天国首领们则实行一夫多妻,洪秀全就有八十八个老婆。试问,男女平等的关系又在哪儿?

第三,礼仪制度——太平天国起义初期,官兵之间“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无参拜揖让之仪。凡打躬叩首,皆呼为妖礼”。朝见天王洪秀全,“亦止长跪”,其余各官则“互见平行,并无礼节”,体现了起义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平等精神。但是,建都天京以后,随着职官和等级制度的建立,反映这些官阶、等级、尊卑、上下的各项礼仪也陆续制订出来。据太平天国政府文献记载,元年和八年,曾两次颁布《太平礼制》,对天王、各王、王世子、王长女、以及天王、各王的岳丈、岳母、王婿,直至军师、丞相、检点、指挥、总制、监军等等,都规定了特定的称呼和相应的仪仗、舆马等。其他如袍服、装饰甚至靴鞋等等,亦无不各有严格规定。据载,杨秀清出门时,“坐金顶绣龙黄舆,抬用十四人,前八后六。旗帜约百余杆。舆前并有龙灯,约长二三十丈。……舆前后执矛者约千余人”。这哪有半点农民领袖的气味,完全是新的封建权贵的架势!

有人说,太平天国政权反孔,这该是区别于封建政权的又一标志吧。我们认为,尊孔与反孔,不是衡量一个政权性质的标志。秦王朝并不尊孔,却不影响它是一个封建政权,这是第一。第二,太平天国反孔,主要是独尊皇上帝,排斥其他偶象崇拜。在《太平天日》里历数孔子的罪行,无非二条,一是孔子的书教人不识皇上帝,二是孔子使自己名高于皇上帝。可见鞭打孔子,旨在树立皇上帝的权威。第三,太平天国政权一面排斥孔子的偶象,而事实上又极力尊崇自孔子以来形成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如帝王思
想、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级名分、上智下愚、天命论、宗法观念,等等,浸透于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之中。这个问题是不奇怪的。按照列宁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改造小农的“整个心理和习惯”,尚且“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我们不能设想,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农民阶级就能突破封建主义的藩篱。

二、太平天国各级政权成员的阶级成份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问题;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就是揭示这个政权的阶级实质。因此,在分析了太平天国“政体”的基础上,再对太平天国的“国体”,也就是社会各阶级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进行一番分析,就更为必要。这里,首先探讨一下太平天国地方政权成员的阶级成份问题。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我们分析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和历次农民革命一样,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失败的命运无法幸免,只能充当“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19~620页。)。这不是太平天国哪位领导人的责任或过错造成的,而是旧式农民革命的必然归宿。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只能以先辈们留下的社会条件作为活动舞台,“创造”与现存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创造”与现存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国家制度等等。人们对这条客观的经济规律只能顺应,不能违背。基于这一原理,我们不能要求洪秀全、杨秀清们在当时“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来。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洪秀全、杨秀清们建立一个农民政权,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阶级,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拿不出任何新的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的生产方式。他们憧憬于“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但是凭藉平均主义的思想武器是打不出“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我完全赞同孙叔平同志的见解,他说:“纵观社会发展史,只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只有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农民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序言》,《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

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共分为省、郡、县三级。县设监军,郡设总制省级官员,未见明文规定,统称“守土官”。县以下为基层单位,设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级官员。这些官员均“以其乡人为之”,故称“乡官”。《贼情汇纂》《伪守土乡官》条载:“监军、总制皆受命于伪朝”,即由中央政权任命。但未说明他们的阶级成份。目前发现的有如下两则史料:一是《金陵记事》:“最重书手,敬如宾客,即识字与知文理者。封升伪职,则为监军。余多为总制”(《太平天国史料丛刊简辑》第2册849页。)。另一是《寇汀纪略》:“凡监军、总制之官,非三品以上先生不得任。以理民词,办军务,非畅晓文义不能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第6册872页。)。此外,一些史籍记载,也有少数总制、监军,不经中央任命,而由当地的“乡耆”、“宦族”甚至归降的清朝“道员”充任的。如“立伪监军,札传乡耆,多被威胁”(同治《新喻县志》卷6。)。“我朝候补道员,开城迎‘贼’,而苏州以陷。‘贼’……使知昆山县事以酬之”。“其时,伪知长州县事‘贼’同姓熊,伪知吴县事‘贼’同姓汪,闻俱系他省宦族被胁为之”(《简辑》第2册175页。)。由上可见,当时充任监军和总制的“守土官”,绝大多数都是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是早期参加太平军的“先生”和“书手”,少数是后期归顺太平军的“乡耆”、“宦族”甚至现职的清方官员。

有人觉得,农民起义从反封建为起点,以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为终点,似乎很费解。其实,这种新旧封建王朝的更替,就是毛泽东同志精辟概括的一个论断:“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19~620页。)这里,我们还得援引列宁的一段表述,他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封建时代的农民正是这样一个缺乏明确阶级意识的阶级。

“守土官”成员的阶级成份,有如上述。“乡官”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目前在治太平天国史的同志中间,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认为担任“乡官”的成员,地主阶级分子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则是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但是,大量的史料充分证明,太平天国各地的“乡官”,绝大多数是由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担任的。略举数则如下:1854年8月,太平军克建德,“谕举绅衿为军帅、旅帅”(《建德县志》卷8。)。1856年,太平军克抚州,“入踞郡城,邑属皆陷,逼迫绅士,充当伪职”(光绪《抚州府志》卷34之2。)。1857年3月,太平军在汀州“开富绅姓名,使各输资充乡官”(《太平天国》第6册814页。)。1860年4月,太平军在苏州,“令城中每门各集耆老至其馆中,举为乡官”(《太平天国》第5册275页。)。1861年10月,太平军克山阴、会稽,“衣冠者流,亦多为一军一师”(《太平天国》第6册769页。)。“以安徽、湖北、江西为大供给所,且不能一刻忘情于湖南……于一州一邑选老‘贼’置监军一人,遍颁二尺长阔之乡官军册,分军、师、旅、卒、两、伍,胁田亩多者充伪官”。其他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不再列举。仅就上述可知,不论在太平军早期解放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还是后期解放的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广大地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担任“乡官”,是太平天国地方基层政权的普遍现象。

太平天国革命反对清王朝,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但是却没有把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制度来反对,而是偏重于作为“胡虏”、“妖魔”来反对的。用李秀成的话来说,叫做“两国交兵,各扶其主”。

其次,再来探讨一下太平天国中央政权成员的阶级成份的问题。根据现在接触到的史料统计,太平天国中央机构的成员,与地方政权一样,占大多数的,同样也是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有的同志也同意这一事实,但却认为太平天国的实权掌握在农民出身的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手中,所以太平天国就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我们说,判断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掌握最高领导权的农民领袖的阶级出身固很重要。但农民领袖掌权,与农民阶级专政,却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还要在搞清楚这些农民领袖阶级出身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他们政治立场的发展与变化,即弄清楚他们是否已经转化,来进行判断。

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但是没有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太平天国早期文献中,就把文王武王称之为正人,把黄巢、李闯斥之“嗜杀人民为草寇”,甚至一直把汉族地主看作是反满的同盟军。1853年杨秀清、肖朝贵发布的《浩四民安居乐业谕》中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桑梓,乐守常业。”这“四民”中当然包括地主阶级。

澳门太阳集团登录网址,先说洪秀全。关于他的阶级出身,多数同志认为是中农家庭。由于他自幼曾参加农业劳动,对劳动人民疾苦,有一定的体验。所以,早在1845年写的《原道醒世训》中,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会,并为此进行了英勇果敢的斗争,无愧为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由于农民不是先进的阶级,在封建社会,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而且在思想上同样也不能摆脱封建观念形态的毒害和影响。洪秀全早期,走的是封建科举道路,企图实现“飞黄腾达”的理想,并且还有“帝王思想”。如他在金田起义时曾经写诗道:“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明皇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太平天国》第6册868页。)。显然是以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自况的。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发动起义初期,就以“封官许愿”作为号召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说什么“目下苦楚些,后来自有高封也”。“俟到小天堂,以定职官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赏”。“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要求太平军全体将士“各做忠臣劳汗马”,保证将来让他们“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至于他自己,也忙于“统一河山,宰治天下”。1853年攻克南京后,定为“天京”,建立“天朝”,大封王、侯、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等王侯将相和各级官吏,制定了繁杂的礼制和朝仪,并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征选美女,广置妃嫔……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他已经完全转化成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帝王了。

太平天国革命锋芒直指封建帝王,但是并没有把皇权作为一个主义来反对。早在金田起义时,洪秀全赋诗明志,就初露了皇权主义思想。诗曰:“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当一旦攻下帝王之都——南京,皇权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洪秀全就稳坐“太平天子”的宝座了。用洪秀全自己的话说,就是“洪家天下杨家将”(《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一位从天而降,下凡救世的真命天子。孙中山先生敏锐地看出,当洪秀全在南京做了皇帝之后,杨秀清也想做皇帝,终于演出了一幕“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76页。)的惨剧。

再说杨秀清。他原来在家种山烧炭,是太平军将领中出身最苦的一个,对封建压迫,怀有刻骨仇恨,在反清斗争中,最为英勇和坚决。他虽然与洪秀全不同,没有受过封建教育。但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无法完全避免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如他在早期上天王洪秀全的奏议中就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凡臣下食天之禄,忠君之事,固分所当然”(《天父下凡诏书》。)。起义后,由于受到身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熏陶,这种思想有了发展,在《天情道理书》中,他假借“天父”之口,教谕太平军士兵,“不历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要他们“坚耐在一时,而显荣享万世”,争取“论功封赏,富贵显扬”(《太平天国》第1册391页。)。起义初期,他就任用了一个叫李寿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颇爱之”。定都天京后,“封恩赏丞相”,“理伪东府事”。经李寿晖引荐,其弟李寿春和另一个广西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侯谦芳,都成为杨秀清的亲信,分别封为“殿前丞相东殿吏部一尚书”和“殿前丞相东殿吏部二尚书”。据《贼情汇纂》载,杨秀清“信任之,同恶相济,凡有机密事,皆引谦芳及李寿春计议,权势在韦二‘贼’之上,伪侯相为之侧目”。说明杨秀清与李秀春、侯谦芳等的亲密无间,反映杨秀清已从思想上泯没了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界限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仅热衷于效法封建统治者那一套“仪礼”制度,“盛陈仪卫,巡行闾市”,“盛营宫室,多立妃嫔”,而且“多任心腹,密布私人”,“时兴大狱,以示威猛”。甚至假借“天父下凡”,杖责洪秀全,要挟封他为“万岁”,迫不及待地要取而代之。尽管后来由于被韦昌辉所杀,未能成为事实。但在当时,正如许多史籍所记:杨秀清“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贼’中刑赏生杀,伪官升迁降调,皆专决之,洪逆画诺而已”。“洪实杨之傀儡”,“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太平天国》第2册791页。)。这就是说,杨秀清已经独揽了军政大权,成为太平天国实际掌权者了。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办当时不能办到的事;同样,我们没有必要把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办到的事,达到的认识高度去挂到古人名下。然而,这种现象却是极为严重地存在着的。

问题并不止此。在《贼情汇纂》中还提到如下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贼’多市井无赖,识字不多,厌见文字,悉任掌书裁处,于是则多设簿书、掌书诸伪官。而被胁充先生者,似可渐操其柄也”。另外,还有一些“因缘‘贼’势以图割据”的地主阶级分子,通过“笼络其上而恩抚其下”的手段,骗取信任,受到农民领袖“刮目倚任,假以事权”,最后“渐至柄用,遂得行其意矣”。这些记述,很生动地说明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如何逐步影响、腐蚀农民起义领袖,并最终促使其封建化的过程。所谓“操其柄”、“行其意”,并非指这些地主阶级分子从农民领袖手里,直接夺取了权柄,而是说他们的封建思想,已经支配了农民领袖,在表面上未变更掌权者情况下,实际上则通过农民领袖的手,推行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治纲领。由杨秀清和韦昌辉、石达开联名奏请、经洪秀全批准实施“照旧交粮纳税”,公开宣布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洪实杨之傀儡”,那么杨秀清也不过是以李寿春、侯谦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傀儡。只要不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从阶级实质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就不难看出,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成员,大部分出身于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央政权机构,形式上虽由洪秀全和杨秀清掌握,实则已经转移到封建地主阶级手中了。

例如,有人说,太平天国政权根据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历史事实表明,太平天国政权并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而是承认现实的土地占有状况,为了统计各户土地占有数字,以作为交粮纳税的依据,故发以田凭。由于地主占有土地,农民无地少地,因此,田凭主要是发给地主的。这同我们土改时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根本不同的两码事。据记载,“业户呈田数给凭,方准收租,每亩出田凭费六十。”(《太平大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466页。)太平天国地方政权发给地主的田凭中内称:“仰该业户永远收执,取租办赋。”说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收租的合法性。

三、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

又如,有人说,太平天国政权始终坚持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方针,对地主老财实行了农民阶级专政。事实上,太平天国地方政权许多已为地主阶级所掌握,“胁田亩多者充乡官,而以贫户充伍卒”,苏州城内乡官几乎全是“耆老”充任。正是因为如此,江浙地区才普遍地发生了镇压农民抗租的事件。

太平天国从永安北伐,到建都天京,先后制定颁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是《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性文件,包括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内容,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发展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光辉文献。这里,着重探讨一下土地制度问题,因为,它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关键性的根据。

再如,有人说,洪秀全等人始终坚持了农民阶级的立场,其农民阶级的观念是比较明确的。实际上,农民阶级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念。雇农出身的陈胜,造反前同他的穷朋友说:“苟富贵,无相忘”,但当他一旦称王,就把前来看望他的穷伙伴杀掉了;朱元璋自小孤苦伶丁,但是小和尚一旦做了大皇帝,就心狠手辣地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达几十次之多。洪秀全等人进入南京,以“人上人”自居,从政治思想到生活排场,已远远同农民群众筑起了一垛不可逾越的高墙,实际上已完成了向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蜕变。

关于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实施的情况,史学界大多数同志认为不曾实行过按人口绝对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有些同志则认为虽未实行土地绝对平均分配,却实行过“耕者有其田”。但是,大量的确凿史料却证明,太平天国既没有实行土地绝对平均分配,也没有实行过“耕者有其田”,而是实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并支持地主收租的政策。例如:

这里还想对过渡政权论提出一点质疑。有些同志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是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它经历着这么一个过程:农民起义——农民政权——封建政权。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指的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其他历史阶段未必有什么过渡时期。说到旧式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存不存在一个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以为是不存在的。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打乱了封建秩序,但当建立新政权时,又不得不屈服于客观的经济规律,接受历史的安排,立即恢复和重建封建的社会秩序,因袭封建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太平天国政权的前期与后期,就其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阶级关系或上层建筑来说,并不存在本质差异,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根本转变的所谓过渡时期。

《忆昭楼时事汇编》:1853年7月,太平军在太平店“近城各乡邀乡老数人,口称现在田稻将割,每亩交纳粮稻三十斤。乡老回称,我等均系贫民,此等事要向田主去说”(《简辑》第2册382页。)。这说明,从太平军到农民,都是承认地主土地所有权和收租权的。

《平贼纪略》:1861年正月,无锡、金匮“城‘贼’黄和锦出示招募锡、金老书吏,设伪钱粮局于东门亭子桥唐宅。分业田收租完粮。……城乡业田者俱得收租糊口。或顽佃抗租,诉‘贼’押追”(《简辑》第1册276页。)。说明太平军专门设立钱粮局,支持地主收租。

我们对于农民阶级受封建统治的残酷压榨,寄于深切的同情,我们要充分肯定农民战争的革命性、正义性、必然性;歌颂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从而多少推动了历史前进的伟大功绩。我们特别要歌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把旧式农民革命推向了新的高峰。然而,歌颂和赞美不能代替科学分析。如宗教迷信之类,即使在农民起义之初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得作具体分析。再如平均主义,农民起义群众以“平均主义”为号召,对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打击封建统治,曾经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平均主义决不是科学的思想体系。事实上,太平天国也没有自始至终搞平均主义,他们处在受封建压榨的条件下讲平均、讲平等,当一旦初步摆脱压榨、并执掌一定权力时,就不那么讲平等,讲平均了;相反地,皇权主义逐渐取代了平等思想,封建特权逐渐取代了平均主义。因此,我们对平均主义要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自怡日记》:1861年4月,常熟“收过租米之局,众佃竟欲索还,于十三日赴俞局哄闹。幸发勇擒拿,并遣长发驻局,土人乃不敢逞凶”(《简辑》第4册397页。)。说明太平军派出军队保护租局,镇压抗租农民,支持地主收租。

我国的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次数之多是世界上所仅见的,但每次农民起义都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这个冰冷的事实是不以人们感情上是否通得过为转移的。现在的问题是要认真分析这个事实。毛泽东同志在论证农民起义失败时指出:“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还说过:“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论》,第3页。)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当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又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武器指导的时候,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从而才能把千百年来进步人类的梦想变为现实。从这一历史教训中,使人们进一步认清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清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续编》图六三:1861年,吴江水师天军主将冀天义程发给潘述奎的“荡奎”。其中有云:“仰该业户,永远收执,取租办赋,毋任隐瞒”。这种“荡凭”,是带有法令性的证件,是太平天国政权支持地主收租的实物证据。

我们说太平天国革命建立的是另一个封建王朝,这是不是把它同已经腐朽了的清王朝等量齐观呢?不。我们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减轻农民负担,反抗外来侵略,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同对内残酷压榨、对外卖国投降的腐朽反动的清王朝是不可比拟的。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联名上奏:“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当经洪秀全批准“即遣佐将施行”。这是中央政权颁发的保护地主土地私有制、允许地主收租的诰谕。

旧式农民革命是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它的历史使命不是解决社会形态的更替,就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来说,仅仅实现了新旧王朝的更替——改朝换代。但是这种改朝换代,也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类似上述史料者,为数极夥,不多赘举。仅就上引史料即可看出,不论是太平军的文献、布告,还是地主阶级的笔记、书札;不论是传抄或刻印的文字记录,还是保存下来的历史实物都充分证明:太平天国既未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土地,也未实行“耕者有其田”,而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这种政策是由中央政权提出,经天王洪秀全亲自批准,从建都南京之初到后期,从先解放的江西、湖北、安徽到后解放的江苏、浙江、福建,都是无例外地普遍施行的。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79年第6期)

四、结论和几点分析

以上对太平天国政权,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关于政权构成的形式,从职官制度、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来看,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关于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不论是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来看,还是从洪秀全、杨秀清等最高掌权者的转化来看,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占着统治地位的;关于土地制度,大量史料说明,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以后,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根本没有实行过什么“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谈不到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北伐进军的同时,沿着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方向,走完了向封建转化的道路,农民英雄们在南京建立的天国,已经是新的封建王朝了。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反封建的农民战争。它为什么从反封建的起点出发,竟会走到建立封建政权的终点呢?这种南辕北辙式的结局,看起来是如此荒谬而不可理解,实则却非偶然的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的和阶级的根源,是受着客观的历史规律所制约的。

先从社会根源来说。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前十年,虽然发生过鸦片战争,但中国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在这样的社会里,农民不堪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奋起反抗,希望通过暴力,打翻骑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统治者,创造一个平等的新世界。然而,当时“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
(《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所以,农民起义和战争的规模不论有多么大,但在当时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还未出现和壮大以前,是不可能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的。因为,“暴力革命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而不是万能的魔术师。所以,当着旧社会的母体中还未孕育新社会的胞胎时,这个助产婆的技术,不论如何高超,也是无法使一个新社会的婴儿呱呱堕地的。正如革命导师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3页。)。农民起义英雄们在创造自己政权的时候,既然是立足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采用的又是封建政权的蓝图,那么,“种瓜得瓜”,建成的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就不仅不足奇怪,而且是势所必然了。

我为什么把农民起义军在取得决定性胜利、包括推翻了封建王朝后建成的规模完备的正式政权,如黄巢的大齐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以及太平天国的天京政权,一律认定是已经转化了的封建性政权呢?因为,要建立政权,首先要安定社会秩序;要安定社会秩序,就必须明确地维护一种所有制。而这在当时条件下,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外,是不可能有其他选择的。大家知道,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宣布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建设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可是,推行的结果,却如1854年杨秀清在《劝告天京人民诰谕》中所说:“在尔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为什么这个从道理上本应受到广大被压迫农民群众拥护的革命纲领,在实践中得到的却是相反的效果呢?根本原因就在于那些诸如彻底废除私有财产、绝对平分土地、分别男女编入各种营、衙,从事无偿劳动以及禁绝正常婚配等等,同广大农民的私有观念发生了尖锐矛盾,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限度,必然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践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回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页。)。太平天国也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被迫退到了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废除了财产公有制,宣布“照旧交粮纳税”,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建成了新的封建政权。事实证明,这个严峻的历史规律,不论黄巢、李自成还是洪秀全,都是绝对无法抗拒的。

再就阶级根源来说,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这就使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反抗性。在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无法忍受时,就挺身而起,向封建统治阶级英勇战斗,给他们以沉重打击,甚至成功地颠覆了他们的王朝。但是,农民又是一个个体生产的小私有者阶级,“零散的、单独的小规模的剥削,把劳动者束缚于一个地点,使他们彼此隔绝,使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阶级一致性,使他们无法统一起来,无法了解压迫他们的原因不在个人而在整个经济体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277页。)。这就使他们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他们只有对封建压迫的满腔仇恨,却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只能从政治上区分敌我,却不能从阶级上划清界限。这也就决定了他们虽然能够在军事上取得包括推翻旧王朝在内的巨大胜利,却不可能建成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和对地主阶级实行专政的“农民政权”。

弄清楚了以上的道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太平天国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中来,并能“渐操其柄”,“得行其意”;就可以理解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施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支持地主收租的政策;就可以理解太平天国起义英雄为什么只能建成新的封建政权而不可能建成农民阶级专政的“农民政权”;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没有伟大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任何自发的农民战争,都不可能解放自己。从而更自觉地维护和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最首要的重大现实意义。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7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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