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金滢坤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结合前贤研究,蒐佚典籍,并充分利用新近发现的敦煌文献、墓志资料等出土文献史料,对隋唐科举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的高水平通史性质的典范之作。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创举,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的遗产。专家称,所谓科举就是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据考证科举制度发源于汉朝,创立于隋唐,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终结于清末,实行了1300年之久。可见科举制度诞生发展直到废除,与中国整个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相耦合的。
中国古代任命官员制度在科举制度之前,有世袭制、世卿世袭制、封爵制、军功制等。汉朝以后,历经几个阶段演变,逐渐形成读书才能当官的制度,叫仕途,也叫科举进士(即通过科目考试赢取官爵)。
1.察举制:汉朝汉高祖十一年刘邦下诏,令各级臣子向朝廷举荐贤才,由朝廷任用为官,从此开创了不同于以往官爵世袭的新制度,叫察举制,同时朝廷逐步颁布了许多察举科目定时举行考察,常科有孝廉、茂才、廉史、尤异等题目。
2.对策制:汉文帝十五年九月,汉文帝亲自策问晁错,晁错将答案写在竹简上作答,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笔试》,这些竹简被称为《对策》,每个官员候选人,都要通过对策答题,答而优则仕。
3.
分科举人制度:隋朝统一中国后,开国君主杨玺,废止了以门第取士的九品中正制的推荐选官制度,第一次将官员的选拔任命权从地方收回中央;后隋文帝曾七次下诏颁行分科举人;隋炀帝在大业二年,创建进士科,策试诸士,实行分科取士,由朝廷开设科目,士人自由投考,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第一次采取通过考试把读书与选官联系起来的新的制度,即进士科取士,的分科举人制度;后朝唐太宗立国,手下大臣十八学士中就有隋朝时通过科举考试的中榜者(如房玄龄、孔颖达等)。
4.
制定科举考试标准:唐太宗为推行科举考试做了两件事,一是命颜师古考订并编纂《五经定本》,命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并将两书颁行天下,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二是扩大科举考试的范围,增加了书法、明算、医学等科目,扩大了选人面。
5.
初尝殿试:武则天登基后,首开殿试先河,在殿廷中亲自考策贡举之士;还开设武举科,选拔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的武艺人才。开启中央直接选拔顶尖人才的选官制度。
6.
正式建立殿试制:宋朝开宝六年进士科发榜,有人控告考官取士不公;宋太祖便亲自主持复试,自此殿试制正式建立。殿试及第进士皆称天子门生,开启殿试登科制度;将及第进士排名放榜并发布同年登科录,一直为后朝沿用。殿试头名称状元、殿试第二名称榜眼、
殿试第三名称探花。 7.
科举成定式:宋太祖宣召,正式实行三级考试、三年一考的科举制度。所谓三级考试就是:①
第一级考秀才,属地方官学的入学考试、也是科举的预备考试,三年两考,包括县考、府考、院考三关,院考合格者称秀才;

第二级考举人(即乡试,属省级考试),秀才乡考每三年一次,秋八月在省城举行,被录取者称举人,第1名叫解元;乡试主考官由皇帝钦定,乡试中榜称乙榜、乙科。③
第三级考进士(即会试、殿试是国家举行的中央考试);每三年一次,由皇帝主持;殿试分三甲发榜,一甲三名进士直接授职,二甲、三甲进士参加朝试在授予相应官职;殿试取为进士又称甲科、甲榜。殿试第一甲前三名经皇帝认可叫状元、榜眼、探花;皇帝认可御批之前第一甲第一名亦称会元;接连及第者亦称三元,极大的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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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科举制度具有首创之功,享有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美誉。自隋唐初创,至于清末,沿用1300余年,以其特有的规制之刀雕刻着古老中华的妆容。关于隋唐科举制度,前哲先贤多有精到详审的研究,于起源时间、考试程序及其与官僚政治、教育、党争、文学、社会变迁诸方面取得诸多丰硕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存在分歧与相对薄弱处。金滢坤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隋唐五代卷》正是在此学术背景下,结合前贤研究,蒐佚典籍,并充分利用新近发现的敦煌文献、墓志资料等出土文献史料,对隋唐科举制度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研究的高水平通史性质的典范之作。

  本书是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三位先生主编的、目前研究科举制度最权威的一部通史,即五卷本《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的第一卷,堪称作者近20年科举研究成果的总汇,字数达108万,是一部断代专题史著作。在隋唐科举的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复试制度、监察制度等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在涉及具体问题的研究时,往往与社会变迁相联系,从而增加了问题的深度,将隋唐五代科举制度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本书的首要亮点,在于对出土文献的充分、合理又不失适度地整理与利用上。作者在重视传统典籍的基础上,对新出土墓志与敦煌文献中保有的科举资料进行搜集、整理与利用。如利用大量墓志资料对科举考官和诸科及第人名进行增补,解决了学界对制举科目“八科举”、“五臣举”等科目性质的误解,并新补了迹隐缠肆科、郊祀科、学兼流略科、武可戢兵科、渊英茂异科等大量已经失名的制举科目。作者还利用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门状”,此为唐代举子行卷中所实用的“门状”“刺”等使用实物,可以丰富学界对行卷细节的认识;《下女夫词》中记载民间婚俗中有关崇重进士、明经的男女对答,为研究科举对婚姻观念的影响提供了素材。

  其次,作者在对相关史料进行详细审慎的考订后,对大量同类的相关史料进行统计分析,将数理统计与历史论证相结合,非常有学术价值和实证精神。书末附录四表“唐五代知贡举综表”“唐五代进士登科人名录”“唐五代宰相人名与出身简表”及“唐代制举考试科目与登科人名表”是为基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制作出“开元二十四年前典举职官职掌综表”“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唐五代典举职官职掌综表”“开元二十四年以前唐代知贡举主司知贡举后升迁和贬谪示意图”“唐五代宰相社会阶层出身与科第出身分析简表”“唐五代宰相入仕出身示意”“唐五代进士出身宰相的社会阶层示意图”等十数细部问题简表和示意图,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坚实、可信的数理支持。

  第三,本书至为关键的一点,在尽量做到详尽考察基本的隋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突出问题意识,力求详说新问题,在多处皆有新颖独到的创见,其中不乏弥补学界研究不足与空白处。如对唐代制举产生的时间、制举分科进行了详细考证,逐一考订了唐代制举考试的250多个科目,并对120多个科目的及第人名录及其释褐、迁转问题进行了非常仔细的考订和分析,论述了唐代制举诸及第人的等第与授官的关系,并从制举对策与人才选拔、党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层面,论述了制举考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往学界对制举考试的内容关注很少,而该著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第四,本书将唐五代吏部科目选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以往研究中,仅仅流于对科目时间的考订,本书第六章“吏部科目选的设置与变革”对吏部科目选的平判入等、书判拔萃和鸿词博学等科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不仅重新考订了诸科产生的时间和及第情况,而且深入探讨了科目选对士人释褐和迁转的影响情况,丰富了目前学界对科目选的认识。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吏部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平判入等科,以及三礼、三传等十多个科目的设置时间、考试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并对其及第的情况进行了逐一考订,分别论证了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平判入等科对士人释褐和迁转的意义。作者认为博学宏词科主要是解决进士科及第释褐,对士人迁转意义不大;书判拔萃科侧重于士人释褐,对迁转同样重要,而平判入等科对士人迁转最为重要,造成这一原因的主要因素是进士科考试与博学宏词科考试方式基本一致,进士及第博学宏词科登第的概率最大,因而此科基本上被及第进士所独揽。

  最后,第七章“武举的确立与发展”,以往研究多将制举科目众多的才堪将略科、韬钤科等所谓“武科”归入“武举”,作者认为此观念值得商榷,认为所谓的兵部武举仅限于兵部侍郎主持的“武举”考试,与尚书省文举常科相对应。第八章“科举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基本立意最为出彩,作者分设科举对教育、选官、婚姻观念、社会变迁的影响四节,认为科举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一种选拔官员入仕和迁转的制度,直接影响了隋唐五代选举制度的变革,朝廷选举制度的变革又间接影响了士人选婿观念的变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从而巩固了社会统治,成就盛唐大业。

  全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处,如以数理统计与历史论证相结合的方法考察科举制度,其间“度”的把握至为关键,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通过数理统计的方式,对汉唐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进行考察,是以数理统计方法考察历史的典范之作,对研究士族兴衰、士族门阀政治存续的时间争论有相对客观的说服力。但韩昇先生撰文指出毛著存在统计基础有疑问、数据分类的部分概念需要界定等问题,此为数理统计方法的通病,韩先生指出“数理统计的基础还在于对历史的把握”实为真知灼见,本书的数理统计同样需要注意此问题。

  总之,本书对隋唐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是对20世纪以来科举制度研究的一次总结与提升,并在此基础上迭出新见,为学界提供了一部高水准通史性质的《隋唐五代科举制度史》,将隋唐五代科举制度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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